北京航天城——中国航天的心脏位置。

中国航天员中心就坐落在这里。它是继俄罗斯加加林宇航员培训中心和美国休斯顿航天中心之后,世界上第三个航天员选拔训练中心。

几年来，航天城并没有增添新的建筑，航天员依旧住在略显拥挤的公寓里。高科技的航天城似乎缺少城市特有的热气腾腾的生活气息。

神舟五号飞船首次载人飞行成功以后，一度风光热闹的北京航天城很快就恢复了表面的宁静。

事实上，神舟六号飞行计划已全面开始实施，两年来，航天员的训练也从没有中断过，无论从强度还是难度都比从前大大增加了。

不久前，已经对航天员进行了一轮选拔。谁将是最后执行神舟六号飞行任务的人选，谜底将从这里揭晓。

今天是训练委员会的一次会议。14名委员将决定航天员选拔中各项指标的比重，并决定他们每个人发表意见的分量，业内称作权重。

陈善广，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博士。他提出借助数学模型选拔神舟六号飞行乘组，这与他曾在武汉大学数学系读书的经历有关。在人力资源选拔体系中使用数学模型，其科学性在国内外得到公认，但它首次应用于航天员选拔，优点在于最大限度地避免了主观因素的影响。

神舟六号飞行任务与神舟五号最大的不同点就是两人多天，航天员将以乘组为单位选拔，选拔主要分四个项目，训练成绩、医学指标、心理素质和思想表现，下设若干分项。

其实“一人变两人，一舱变两舱，一天变多天”这样简单明了的任务特点，并不仅仅是数量上的变化。在特殊而复杂的太空环境里，飞行时间延长，意味着飞行中可能会出现地面无法预测的困难和变数，遇险的概率也会增加。因此，执行此次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对身体、心理、应变能力和技术水平要求更高。航天员选拔的难度和重要程度显而易见。

静态肺功能检查是航天员医学选拔的一部分。医学选拔不光有普通临床医学鉴定，还有区别常人的特殊医学功能检查。在太空的特殊环境中，航天员要有比健康人更好的心肺功能。

动态肺功能检查要为航天员贴上13块电极，主要监测心脏各项指标。神舟六号飞行期间，航天员身上贴有4块这样的电极，用来监测他们的呼吸、心电、血压和体温，并把数据传送到地面，便于航天员医生随时掌握他们的健康状况。

与跑步机类似的这台仪器，功能却复杂的多。它的速度和坡度由程序设定不断变化。

航天员呼出的气体通过面罩收集，进行采样，分析耗氧等指标。检查的精细程度要比一般心肺功能检查高出许多，最大通气量，最大氧耗量，氧脉搏等几十个指标都一一记录在册，一次大约持续二十分钟，凡有潜在性心肺功能障碍的都能检查出来。

航天员医生面对的不是病人，而是比一般健康人群还要强健的航天员。他们的所有工作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保证航天员在太空飞行的特殊环境中，身体依然健康。

在这次飞行任务中增加了很多操作，因此，航天员的训练内容也扩充了不少。训练不仅有高科技，高负荷，高智能的科目，也有像婴儿那样最基本的练习，学习在失重的环境中如何吃饭、喝水、睡觉、大小便。

为了适应多天太空飞行，不久前，他们曾进行过卧床体验。卧床实际上是模拟太空中的生理感觉，这在想象中颇为享受的一件事在这五天里，彻底变成一种折磨。且不说脚比头高，姿势难受，就连吃饭和解手也要在床上。

神舟六号训练中，增加了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如何在太空中料理生活。这将是他们遇到的难题。

航天员训练中历时最长也最繁重的内容，是飞行程序演练。

所谓飞行程序，就是从发射前航天员进舱开始一直到返回着陆全过程所经历的事情。

飞船在上升和返回的时间里，航天员的操作最多，也最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问题。教员们设计了多种应对紧急情况时的措施，让航天员反复练习，因而模拟器训练的难度最大，考核成绩的份量也最重。

上千条的飞行程序指令，各种故障情况处置，被编制成厚厚的4本飞行手册。

指挥室里的大屏幕可以显示航天员发出的每个指令，做出的每个动作，模拟器里的6个摄像头从各个角度把舱内情况记录下来。

经过反复训练，航天员几乎都能把飞行手册背下来。即便是这样，他们必须按规定看着手册按时间逐条操作。因为任何细小的失误，都可能威胁到飞行安全。

连着几天晚上，教员们都在为白天进行的考核给航天员评分。参加下午演练的两名航天员获得了考核以来唯一的两个满分。可他们对上午演练时其中一名航天员的操作有了争议。评分根据教员现场记录，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依据就是现场录像。

在完成“神舟”五号飞行任务以后，杨利伟升任航天员系统副总指挥，主要负责航天员的训练。

田立平,是“神舟”六号正常飞行程序训练主教员，主编了正常飞行程序手册，也是这项考核评分标准的主要制定人。

吴斌，航空航天医学专业在读博士，中国航天员中心选拔训练研究室负责人。

就在航天员训练期间，中国的探月计划“嫦娥工程”开始顺利启动。这一航天盛事无疑给中国航天界注入更多活力，航天员也因此有了更多涉足太空的机遇。

50岁的尤立辉已有近30年的航空救生训练经验，他曾是空军特级跳伞员。虽然他制定了水上出舱方案，却不会游泳。

高风险的救生训练磨砺出尤立辉细腻的性格。他的交通工具，是一辆比他儿子年龄还大的自行车。北京的风沙让他从不忘记在车座上套个塑料袋。

飞船应急返回时有可能溅落在海上，正常情况下，航天员只需待在舱内发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如果海上风浪大，返回舱内进水，下沉，航天员就要穿着航天服紧急出舱。

按照神舟飞船的运行轨迹，载人航天工程指挥部确定了13个应急着陆区域，其中海上有3个，最远的在太平洋，每个海域覆盖上千公里，使海上救生更为困难。在神舟六号飞行期间，海军和交通部共出动6艘搜救打捞船在指定海域待命，每艘船上都有一支配备精良的医疗救护队，一旦飞船在海上降落，离它最近的船必须在 24小时以内赶到。如果出现航天员受伤不能自己出舱，搜救船就要把返回舱打捞到甲板上，然后再对航天员进行救护。

在接下来的训练中，一位航天员跳水前，忘记打开身上的漂浮装具。

这次水上出舱训练是在航天员中心的专用水池中进行的，以前他们还几次在海上和湖泊中做过几个小时的耐力漂浮试验和紧急出舱救生训练。

今天是口试，这被认为比其他考试更难，因为它同时也要考察航天员的应变和表达能力。

几天前，航天员结束了笔试和实际操作考核，出于对知识掌握深度和灵活程度考虑，一部分考试内容出自飞行手册以外，有的考题，甚至可以算刁钻，因为根本不可能准备。

今天，三位主考官是：选拔与训练主任设计师吴斌、航天员系统副总指挥杨利伟和系统副总设计师黄伟芬。其他考官都是对他们情况非常熟悉的各个训练项目负责人。

吴斌是这次口试的主要提问人。其他考官补充提问。

好，那你说一下它报警的上限是多少？

二氧化碳报警的上限是大于2。

预警的上限呢？

大于1.5。

每位航天员的口试时间是50分钟，考试过程被全部录像。

与每次考试一样，两位心理专家坐在离航天员最近的位置。他们的细微表现都会作为心理评价的依据。

在一位航天员考试的时候，另一位航天员提前20分钟来到考场旁休息室准备，在这里，可以看所有的资料，而进入考场时只能带抽到的试题。

在口试预备会上，杨利伟提出，口试要针对笔试中的薄弱环节，把平时容易忽略的问题通过口试加以印证。黄伟芬认为要根据每个人训练中的情况，对故障现象多做补充提问。

考试进行了整整一天。这次口试成绩将连同其他项目的考试分数一同输入计算机，经过特定数学模型的计算，对航天员的成绩进行排序。

四项考核的分数精确到小数点后四位，而输入成绩的方法也是特殊的。他们为航天员编制了多位随机代码，掌握代码的人不参加录入成绩，而录入人员也不知道对应的是哪位航天员。一切都是为了公正和保密。

这一轮的选拔历经一个多月，而电脑计算最终的排序却不到千分之一秒。

费俊龙：“我是瞒着我父母去参加飞行员的体检，母亲觉得当飞行员危险，但是我的父亲很支持我，他对我说：“既然你决定了就要对得起自己的选择。”这句话一直在我心中。”

聂海胜：“在当航天员这个事上，我爱人开始是有点想法，但是我没有听她的，后来她反而成了最支持我的人。我胆大心细，我愿意把困难想得复杂一些，我最适合干飞行这个行业。”

刘伯明：“我是农民的儿子，家离县城较远，小时候要走很远的路去上学。天不亮就起床，每天骑车上学的路上要爬大坡，这种艰辛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景海鹏：“我爱好音乐，喜好体育，尤其喜欢打篮球，从小学、中学、乃至到部队一直是篮球主力，我要感谢篮球运动，是它为我练就了一副好身体，也培养了我坚忍不拔的性格。”

翟志刚：“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是我母亲，我生长在农村，几次因学费问题我都不想再上学了。母亲因此发了火，她靠卖瓜子把我供出来。她的恩情我永远也忘不了。”

吴杰：“当年俄罗斯加加林中心主任给我颁发联盟号飞船指令长证书时，我说：“希望将来有一天，我能驾驶着中国的宇宙飞船在太空上与贵国的载人飞行器对接。”

在这次训练委员会的会议上，将决定如何对选拔出的航天员进行分组和岗位分配。

最初的分组方案考虑了强强结合，但也强调了心理相容性。因为美国和俄罗斯都曾发生过宇航员分组失误，导致宇航员长时间在空间站生活时出现矛盾、影响工作的情况，甚至因此提前返航，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

到底神舟六号飞行乘组人员组合应以什么原则为主？

这次会议各位委员的意见很顺利地得到共识。以强强结合的原则，6名航天员按照成绩名次重新组合。这次会议，训练委员会的委员们被要求不做记录。

此时航天员们还不知道他们的最终成绩，结果还要等待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最高决策层批准。训练依旧紧张。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高层领导对选拔结果表示满意。中央军委委员、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陈炳德上将在此前曾要求：航天员选拔不要搞神秘化，要完全体现科学、合理、客观、公正。

乘组人员一旦确定将不再变动，这意味着一个人的表现最终将影响两个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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