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 年6月外交部档案馆对社会各界，公开解密了1956年到1960年的25651份外交档案，一时间各大媒体及中外研究学者纷纷对此做出了反应。有幸的是，《凤凰大视野》节目组得到外交部档案馆的大力协助，让我们能够走近这些国家外交档案。一段段尘封多年的历史在我们打开卷宗的那一刻，变得无比鲜活而真实。

一、1956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通常简称：苏共二十大）和波兰、匈牙利事件，让中国在国际外交舞台上首次拥有话语权。

在1956的档案中可以看到，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所作的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曾短暂地引发各国共产党的信仰迷茫。

正因为如此，冷战格局下的社会主义阵营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发生在波兰，另一件发生在匈牙利。虽然波匈事件都是由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所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所致，但社会主义阵营对这两件事情的处理方式却有天壤之别，而两个国家此后的命运也迥然不同，是什么原因改变了历史的轨迹呢？

这两件相互关联的事件虽然与中国都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正是从这两件事件入手，中国政府走出了斯大林的阴影，游刃有余地斡旋于各兄弟党之间，成为苏联与其他共产党国家之间最有效的矛盾调解者。

二、1957年，毛泽东第二次出访苏联，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外交明星，本期讲述其出访背后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苏联对中国的真正倚重，可是说是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开始，在波匈事件后达到顶点。对于苏联而言，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直指斯大林的错误，无疑大大降低了莫斯科的威信，动摇了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

而对于中国来说，中共正自由地穿梭于各兄弟党之间，成为各种矛盾的协调者。可以说，这段时期国际共运表面上看来仍旧以苏联为风向标，但把握这一风向标的人，是赫鲁晓夫，更是毛泽东，中国与苏联两国关系的“蜜月期”也在此时渐入佳境。

在拍摄此次解密档案的过程中，一份往来于中国国务院和前苏联政府的外事日程安排，首先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这份外事日程安排足足有二十四页，时间跨度从1957年8月到1957年12月，密密麻麻的各项批示与补充，主要针对的是1957年11月毛泽东应邀出访苏联，参加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庆典和共产国际莫斯科会议期间的各项日常生活要求和安排。档案里交涉的这些条件最终都变成了现实，苏联政府完全遵从了中国方面提出的意见。不仅如此，苏联的红色枢纽克里姆林宫里的陈设，也第一次因为一位外国领导人的生活习惯而做了调整。而对于苏联人周密的安排和异乎寻常的热情，毛泽东并不买账，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甚至刻意保持着一种难以言状的矜持。

三、1958年，台海危机顺利得到苏联核保护，中共炮轰金门的真正意图是美国，不是台湾。

1957年年底毛泽东的第二次苏联之行，充分展示了一个政治家的外交智慧，他本人以及他所领导的新中国已然成为国际共运舞台上冉冉升起的明星，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回国后不久的1958年年初，毛泽东做了两个重要的决定。一是开始酝酿在全国展开大跃进运动；其二就是免去了周恩来的外交部长职务，改由更具军人气质、更多虎气的陈毅来对外代表中国。

这两个信息表明，对内，毛泽东此时的期望是增强中国国力，让中国更有实力与大国、尤其是西方大国抗衡；而在外交方面，中共的一些做法也开始显得激进， 1958年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集中一万门大炮，对金门岛进行持续的、密集式的轰炸。史称台海危机。

中国对台的单方面行动显然让同盟国苏联感到不爽，而这也为中苏同盟关系走向分裂埋下了又一伏笔，但当时中苏的亲密关系还未有实质性的改变。

四、1959年，中苏同盟表面亲密，实则分歧渐显，8月的中印边界领土争端，使昔日盟友走向反目。

中国在1958年对台湾的军事行动中，因为没有事先告知当时的盟国苏联而让赫鲁晓夫感到恼火。在1959年1月赫鲁晓夫同周恩来的会谈时，他就曾抱怨中共一方面主张“以苏联为首”，一方面又向“苏联脸上吐痰”。

赫鲁晓夫虽然用词粗糙，但表达到位。不过，对于一个受尽欺辱的民族来说，新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不愿意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许正是出于这样的心理，中共的某些做法让赫鲁晓夫产生了疑惑甚至不满。

然而，此时的毛泽东似乎已经无暇顾及盟国的反应，它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尽快把中国做强做大、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幻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