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女士跳楼自杀了，台湾这边有一个重要的报纸报导了“女模特儿刎颈”，又切脖子又跳楼为什么呢？她是抗议司法不公，因为家暴，家里面先生打她，她离婚了，又有官司缠身，她穿了一身红衣服圣诞夜跳楼。在楼顶的地上面，她喷了红漆，写下了收黑钱、冤枉等字，两封遗书分别给李敖和媒体。

为什么给李敖？大家看她这封信给我：她这去年三月离婚，独立抚养三岁的儿子，曾经遭前夫威胁而申请保护令。写给李敖的陈情书描述被打的前因后果，最后她表示“您李敖一向主张公道，不畏公权力，更看不起官官相护，唯有您才能替我们这些无辜的小百姓申冤，因为您代表着正义”，这位女士临死得留下信给我，我跟她不认识得。事实上，我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为很多的小百姓申冤，什么原因呢？因为我毕竟时间和精力有一个限度，我会安排这些事情去做我认为最该做的事情。当然，对一般的人民说起来他们切身的事情也是最该做的事情，可是我必须说在我的时间的精力的安排上面可能有更该做的事情。中国一句老话说“一家哭和一路哭的问题”，就是你杀了这一家人是一家在哭，可是你杀了更多的人就一路的人在哭，一家哭跟很多家在哭感觉是不一样的。当然这个比喻并不切题，并不完全适合这个情况，可是我必须内心里面觉得某种程度的遗憾，就是这些小百姓们她们为什么有这种感觉，觉得你李敖可以帮助我，我活的时候你不能帮我，至少我死了你可以替我申冤。我必须说，我个人不是逃避责任，而是说我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处理个案。我时间、精力或者我的一点本领只能说处理通案，对个案我简直没办法帮助。没办法帮助的原因不是说不帮助，而是说我做了这件事情就不能做那件事情，所以就发生了这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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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须跟大家说有一件事情可能是最该我做得，是最重要的。比如说台湾的情况，今天台湾的所谓”国会”，我就是所谓的”国会议员”。我们这次选出来225人，我发现225个人里面只有我一个人在跟美国人作对，在跟美国帝国主义作对，在跟外国欺负我们的中国人的势力作对，其它224个人他们主要的时间是在内部的斗争而不是对外。我做这个分析好像很自负，事实上真的如此。我一连六集跟大家谈过军购案，台湾的这些”国会议员”给弄胡涂了以为我们应该花钱去买武器来保护台湾的安全，现在我跟美国就要大干一场，就是到底怎么解释，法律文件怎么解释。这就是我告诉大家，我现在主要在做什么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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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我已经七十岁了，我未来的时间未来的精力越来越有限了，我必须注意到我所认为最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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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特别把这个情况讲出来给大家听，我有点怪我自己没有能够帮助到这么多人。可是我也必须说，我实在没有那么多时间跟精力照顾每一个人，我只有照顾最大多数的最大利益，目前所做得只能到这个阶层，这个阶段报告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