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山再起》

上一集讲到神宗皇帝觉得新、旧两派人物应该同时启用，而且苏轼人才难得，不忍埋没，亲自下令把他从安徽的黄州调到京城开封附近的汝州任团练副使，这似乎意味着苏轼的仕途有所抬头。此时，苏轼决意要见昔日的政敌、已经不是宰相了的王安石，苏王二人在政见上水火难容，苏轼到底是怎么想的？王安石执政期间曾让苏轼屡遭排挤、仕途坎坷，两个人见面后将会是一种怎样的情形？随后，苏轼应召回京做官，从宦海飘摇到东山再起，那么，苏轼的升迁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政治背景？

苏轼反对王安石强力革新变法，主张循序渐进，因此遭到王安石势力集团排挤和打击，苏轼也因此在官场上风雨飘摇、历尽磨难。此时，王安石已风光不再，引退于民间，而苏轼在官运上似乎略有抬头，那么，苏轼为什么要见这个已没有了权力的王安石呢？

苏轼最初见王安石还是出于自我政治前途的考虑，虽然王安石已不是宰相了，但他在朝中仍旧有很强的势力，而且很有可能再度复职担任宰相。但苏轼此行可以说是喜忧参半，喜的是他们能摒弃政见的不同，谈笑风生、其乐融融。让他失望的是，现在的老宰相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风骨和棱角，已不再热衷于国事和政治。王安石此时的超脱境界也让苏轼有所感悟，所以，他决定在常州与世无争、怡养天年。可树欲静、而风不止，就在这个当口，朝廷里又发生了大事，这个举国举国震惊的大事，又打乱了苏轼平静的生活。朝野巨变到底给苏轼的命运带来什么样的转机？

中国古代文人们的理想就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当年王安石为推行变法排除异己，苏轼和他的的政治盟友们或隐或退或被贬罚，一个一个都离开了官场。此时的苏轼在当朝宰相司马光的提拔之下，官位显赫已经今非昔比，他已经贴近到皇帝身边，那么，这种急速的提升会不会产生失重的效果？苏轼的脑子会产生忘乎所以的念头吗？

苏轼二十一岁就考中进士，如果能够谨小慎微，前途将不可估量。但苏轼不屑于官场的中庸之道，在一次次被贬的坎坷仕途上，苏轼遭受的悲苦是难以言传的，但他表现出来的却是潇洒、从容、寡淡和旷达。那么，苏轼从小就怀抱着以身许国的梦想，他也深知只有置身更大的政治舞台才能实现夙愿，可他为什么此时此刻又要抗上于宰相司马光？他们争论的焦点到底是什么？苏轼的举动对于他的仕途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轼又与新任宰相司马光在政见上产生了分歧，那么，苏轼和司马光之争的焦点到底是什么呢？

《知难而退》

上一集讲到。元丰八年，也就是公元1085年，宋神宗病逝，年仅十岁的宋哲宗即位，宋神宗的母亲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一贯反对新法，她掌权后再次起用保守派司马光等人，苏轼的职位一跃为三品大员。但是随着政治地位的改变,苏轼渐渐发现自己在朝中为官很难，所以就上书朝廷，请求退出官场。作为一个文人来说，步入官场是其一生的追求，对于苏轼而言，苏轼现在在仕途路上选择的不是进，而是退。那么，苏轼在朝中究竟遇到了什么困难？这个难到底是什么？他要退到哪里去？

元祐元年九月一号，为相八个月的司马光病逝，司马光去世后，苏轼与保守派之间的矛盾更为激烈。尤其是和道学家程颐格格不入，俩人的门生故吏也紧随其后。于是在当时的情势下就形成了洛党和蜀党两大派系。这时，一件事情的发生导致了宋朝历史上有名的“洛蜀党争”。那么，这场“洛蜀党争”究竟是什么原因而起的呢？ 苏轼的引退是否和这件事情有关系呢？

苏轼的这番话，表面上来看似乎只是同事之间的口角之争，无关国家大体，最多不过反映了苏轼、程颐两个人之间的思想、志趣和性格上的歧异，但是就是这一句话，开启了“洛蜀党争”的前兆，从此这场战争就没完没了。面对这场口角之争，我们不禁要问，苏轼的一句取笑之语，为什么就会引起洛蜀两派激烈的党争呢？他们争来争去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事情发展到现在，苏轼慢慢地察觉到，他与司马光之间的分歧由原来的政见不同，开始走向政治权力的斗争，苏轼在这场争论中不但感觉到深深地疲倦，同时他也嗅到了一丝恐惧的气味。曾经遭受过囹圄之苦的苏轼这时感觉到在朝中为官真是太难了，他再也不愿意在这场口水大战中重蹈覆辙，所以他连上四道奏章，请求离朝外任，离开这是非之地。在宋哲宗的元祐四年，也就是公元1089年，朝廷终于批准苏轼任浙西地区的行政长官兼杭州市的市长。杭州西湖是苏轼向往的地方，苏轼在这里曾经留下过美丽的诗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那么，苏轼再次重返西湖，西湖是否依然美丽呢？我们今天徜徉在西子湖畔，那美丽的“苏堤春晓”，“三潭印月”是出自于谁的杰作呢？

对于苏轼来说，治理西湖这是一次文学的拯救，也是生活的拯救。苏东坡这种苦中作乐的功夫是古今文人少有的。无论生活怎样令他失望，他从未放弃对生活的热爱和向往。人生失意时，他可以写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千古佳句。表现出一个大文人的诗人情怀。但是作为一个官人，苏轼经常会面临大量的公务。苏轼来到杭州就遇到了一个棘手的大案？那么，作为文人的苏轼是如何来判这件大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