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集《苦难》
随着武汉和广州的陷落，湖南、广西一带的地方政府一度处于瘫痪状态。
11月下旬，蒋介石在湖南衡山召开军事会议，提出国民政府进入积蓄力量阶段，迫在眉睫的是扩大兵员，但招募新兵却遭到民众的抵制，政府只好抓壮丁强迫百姓入伍，中国军队的失利使国统区的抗战热情一时降到最低点。
冯玉祥提出，我们应该把目光放远，把积蓄力量运用在儿童的救护和培植上。因为打赢这场战争的重任可能在十几岁的娃娃身上。
其实早在半年前，邓颖超就以国民参议员的身份向国民政府一再强调，儿童是新中国的主力军，不仅要大力救济，尤其要以坚毅的精神培育。
这时候国民政府开始关注战时儿童问题，蒋介石也开始经常出现在保育会的活动中。
但政府的实际作为却不容乐观，当时华中华南有2000万难童向西南各省逃难，但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却只收容儿童6万余人，这些工作也是在保育会的推动下得以完成，拯救难童形势十分严峻。
在邓颖超的提议下，保育总会在长沙、宜昌和桂林设立难童转运站，专门接待从华中、华东地区逃避战火的流浪儿童，然后再设法运输到四川、贵州等地。
1938年10月，保育总会曾经汇总各省分会抢救难童人数约5万余人，但最后进入保育院的只有29000多人。那么，其他的2万多名难童到哪里去了？我们在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一直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也许，从浙江保育生的经历中我们可以找到答案。
在逃难中，浙江保育生的命运最为悲惨。他们跋山涉水3万里，经受了各种磨难，从出发时的303人，到8年后回到浙江老家时，只剩下不足100人。
他们到底遭遇了怎样可怕的磨难呢。
1938年8月，303名浙江保育生从浙江金华出发，经过4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于1938年12月初到达湖南省张家界附近的大庸县城。在当地官员的安排下，浙江难童被安置在一座名叫大悲庵的寺院里。
时值隆冬，大庸县城的孩子们已经穿上了棉衣，而来自浙江的保育生还是单衣单裤，脚上的鞋也在长途跋涉中磨得破烂不堪。
浙江老师十分着急，他们立即在大庸县募捐衣物粮食，并联系保育总会尽快到达重庆，而这时，重庆保育总会发来电报，要求他们原地待命。
孩子们不知道，与他们命运密切相关的中国政局开始风云骤起，两党共同发起的战时儿童保育会面临着何去何从的危险局面。
事情是由12月初国共两党在重庆商谈合作事宜引起的，12日，周恩来电告中共中央蒋介石拒绝了我党提出的处理国共两党合作关系的办法，坚持取消共产党，将国共两党合并为一个大党。
毛泽东看后付之一笑，说给敬爱的蒋先生复一电，想取消共产党和马列主义绝对不可能，要他彻底打消这个念头。
此时，蒋介石已在筹备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他准备从这次大会开始，改变对共产党的策略。
转移到重庆求精中学里的保育总会里，只有邓颖超的中共党员身份是公开的，其他党员都是秘密身份，但邓颖超仍然提醒大家，时刻准备撤离重庆。
浙江保育院的这批老师大都来自浙江西南山区红色根据地，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1938年6月，他们响应中共浙江工委的指示，加入浙江保育分会从事拯救难童工作。
那些天，他们已经与附近的天门山游击队取得联系，天门山游击队是贺龙留在湘北的一支红军队伍，双方约定，万一国民党举起屠刀，浙江老师就撤到天门山打游击。
但浙江老师没有意料到后来的变故。
几天后，湖南省保育分会来人通知，浙江保育院改名为湖南第二保育院，老师院长返回原籍另行安排，新来的院长黄湘，是国民党的军官太太。
大庸地区的冬天越来越寒冷，保育总会按每人6元计算，拨给浙江保育院3000元法币作为过冬的费用，但保育院并没有花在孩子们的身上。
此时，有一位从长沙跟来的女教师实在看不下去，她首先为孩子们打抱不平，要求改善伙食，但老师和教工大都换成了黄湘的亲信，根本没有谁去响应，黄湘更是没把这个文弱女子看在眼里。
这位老师无法知道，整个中国的儿童保育事业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1939年1月30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结束，全会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并秘密出台《共产党问题处置办法》，目标是解散陕甘宁边区政府，重新整编八路军，最后达到取消异党的目的。
在大庸县城里的国民党官兵开始动手，四处追捕共产党人，大庸县城的党组织纷纷躲进了天门山。不久，大悲庵保育院的一位吴医生也被大庸联防队抓走，而吴医生的离去，对于后来保育院发生的一场灾难更是雪上加霜。
这场灾难就是霍乱痢疾，由于保育院没有采取防护措施，大面积的痢疾，还有可怕的伤寒，开始在浙江难童中流行。
一天下午，一个小同学在痢疾中丧生，由一位苗族老乡背着走下山坡，伙伴们目送他，但谁也没有哭泣，他们明白，说不定哪一天会轮到自己也这样被背走。
果然，那两个头缠黑布的苗族老乡越来越勤，拿起老师给的几个铜板，默默背起一个个白箱子扭头就走。
一天，一位叫施美芳的老师哭着请求学校看在蒋夫人宋美龄的面子上，为难童治病，为难童改善生活，但第二天，施美芳老师就被学校解聘了，理由是保育院经费紧张而老师又太多。
自从护送难童来到这里的那批浙江老师完成使命回去后，施美芳便成了孩子们心目中唯一的希望。施老师走的那一天，他们送施老师走过山路趟过小河，在凉飕飕的寒风中，送了一程又一程，最后还是施美芳反复相劝，大家才止住步，随着施先生逐渐远去的身影，孩子们终于痛哭起来。
他们在山谷里哭了好久，希望远在浙江的亲人们能够听到他们的哭声。
此时，重庆的保育总会得知了大庸保育院的情况，派遣常务理事徐镜平到湖南大庸视察。不巧的是，徐镜平走到宜昌突发重病住进医院，徐镜平只好请当地中共党组织帮助大庸保育院的难童渡过难关，大庸地下党立即动员当地居民，到大悲庵里领孩子们回家过年。
困居大庸的浙江难童，经过漫漫长路终于来到重庆时，已是1939年的春末。他们在重庆临时保育院短暂停留后，被分到璧山县大路场的何家沟。
时隔60多年，当地的居民还记着当年的浙江难童。
当地的一位老人回忆说：他们就住在上房，什么东西都偷着吃，什么田鸡呀小猫呀，有的能吃，有的吃不得，吃了就死了。
浙江保育生的遭遇不是个别现象。
中国战时儿童保育总会在设立保育院的初期，曾经有一个重大失误，就是没有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保育院的经费是由重庆保育总会按照学生人数来逐月发放，少数唯利是图的院长就从学生费用上榨取油水，或者虚报人名套取经费，由于教职员工都是院长的亲戚朋友，有些保育院反而成了保育生的受难所。
浙江难童郑年根的哥哥最早在何家沟病逝，而这时的他也卧病在床，他忙叫来自己的表弟告诉他家乡的地址。
而病卧在床的郑年根没有想到，他的这个表弟却在不久后病死了。
郑年根回忆说：表弟死了以后，我跟着去山脚下的路边挖了一个坑埋掉了，过了两天，我再去看时，那个坟被扒掉了，野狗把人给偷掉了。
不久，保育院里难童的境遇引起重庆新闻界的关注，重庆《新华日报》曾经连续发表文章，责问为什么要虐杀孩子，并再次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吁。
时任中共南方局妇委书记的邓颖超，负责国统区妇女统一战线工作。1939年夏季，她秘密召集曹孟君、史良和沈兹九商议对策，由于有些保育院的院长是国民党要员的直系亲戚，处理起来十分棘手，邓颖超不得不再次求助于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她对李德全说，保育会再不纠正那些害群之马，保育事业可能毁于一旦。
初秋的一天，李德全从重庆来到璧山县何家沟看望浙江保育生，她曾经在一年前见过这批难童，江浙儿童的聪明可爱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
李德全这时忙叫随从到集市购买鸡鸭，有多少买多少，她要看着孩子们吃进肚子里才放心。
赵金海回忆说：她离开我们时，送了四川烤板鸭送我们，我们怎么吃的呢？就是8个人分一只鸭，分了以后都舍不得吃掉，把它放在口袋里面解馋，就这么慢慢吃完它。
随同院长曹克勋来的还有十几名老师，他们是邓颖超从重庆八路军办事处选出来的，都是德才兼备的中共地下党员。
曹克勋来到何家沟，与留下的老师办理接交手续，那位老师交出了学生花名册，算是交出了学校最主要的财产。
但是，曹克勋不放心，他要求集中孩子亲自验收，曹克勋一个一个人名核对，最后发现竟少了3个人，反复寻找都没有下落，曹克勋要求各屋查找，这才在一个僻静的墙角处发现，原来3个孩子早死了，还睁着眼睛看着来人。
曹克勋当即红了眼，冲着管理花名册的老师大吼道：你给我移交，人死了你们都不知道！
郑年根回忆说：他当时哭了，哭得很伤心，他自己跟保姆两个把小同学抬出来放在棺材里。
赵金海回忆说：我们当时还在偷窃老百姓的东西，因为饥饿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吃不饱还是偷，老百姓把我们同学抓了以后就送给曹院长，老百姓也叫他曹大哥，说曹大哥，你们孩子偷了我的东西怎么办？曹院长说，你交给我吧。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就在大殿的下面一个比较平整的场地里面，聚会在这儿，他就打了这个同学，他大概是用尺子，一边打他一边自己流泪，所以，大家非常佩服他，他是真正爱我们的，以后我们再也不去偷了，自己想办法改善伙食。
曹克勋上任时已经是1939年的初夏，他赶回重庆，设法解决粮食和药品问题。
由于黄湘担任院长其间，预支了不少资金，总会迟迟不给拨款，这时总会的地下党员和民主人士联合起来，共同向理事长宋美龄反映情况，终于解决了浙江保育生的救命钱。
这所保育院不到半年时间，面貌一新，保育总会正式改名为直属第五保育院。60多年过去了，健在的浙江难童无法忘的就是这个新院长曹克勋。
令保育生终身难忘的还有中共地下党员欧阳陶承，欧阳陶承曾经写过一本名叫《我的一家》的书，熏陶了几代中国青年。
来健回忆说：她教我们唱抗战歌曲，已经67年了，这个歌叫《抗战歌》，我现在还记得，一个字都不会错，我现在一直没有忘记她，这个老师很好的。
直属第五保育院是当时中共南方局隐藏进步人士的重要场所，欧阳陶承是地下交通员，第五保育院与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密切联系，立刻引起附近国民党驻军的注意，欧阳陶承成为特务的跟踪对象，保育院的大孩子们暗中保护着这位欧阳妈妈。
1940年，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一边派宋子良与日方秘密谈判，一边把矛头重新指向共产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
1940年的儿童节，直属第五保育院的孩子为了庆祝自己的节日，与附近大路场小学联合举行庆祝活动，在活动过程中他们突然被当地驻军团团围住，说节目有问题，不准再演下去。
第二天上午，国民党士兵突然把第五保育院围得水泄不通，那一天，国民党驻军没有寻找到证据，也不好逮捕欧阳陶承，只好悻悻而去。
1940年4月7日，重庆保育总会接到军方通知，要求解散直属第五保育院。
第三天，保育会常务理事邓颖超在《新华日报》发表保护儿童的文章，她说：儿童是民族的延续，希望国民政府各级机构本着民族大义，负起维护儿童保育事业的责任。
在保育总会的极力周旋下，军方同意保留第五保育院的编制，但老师和学生必须接受严格的党课教育和军事管制。不久，浙江保育生有20名不堪忍受折磨而逃跑，逃向千里之外的家乡。
浙江保育生的遭遇深深刺激着常务理事邓颖超，在她一再倡议下，保育总会另一项重要措施在1941年年初建立了，那就是保育院督察制度，由冯玉祥夫人李德全任组长，中共地下党员史良、刘清扬、徐镜平、沈慈九成为首批督察员。
她们经常奔赴各地视察保育生的生活待遇情况，这无疑给近3万名保育生带来了第二个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