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集《神州送瘟神》
1950年的金秋十月，为了在新中国彻底消灭摧残人类的天花病毒，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发动秋季种痘运动的指示》，于是，全国迅速掀起了普遍种痘的高潮。
为了让种痘运动深入人心，让广大群众明白种痘的重要性，防疫人员和医务工作者开展了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
观看文艺演出，是深受群众喜爱的一种娱乐方式，它也成为宣传接种牛痘所采用的一种手段。
生性并不活泼、见了人有些腼腆、从来就不会演戏的防疫队员严华，为了宣传种痘，也被赶鸭子上架，当起了演员。
严华记得，那时候，她们演出的节目大都是由自己创作，主要的内容是教育群众破除迷信，相信科学。
但是，居住在南方山区的少数民族同胞大都不识字，许多人又听不懂普通话。对他们该采取怎样的方法宣传种痘呢？
有人从他们喜欢唱山歌的习俗着手，把种痘的好处写成山歌的歌词，用来宣传种痘。如今，已经过了不惑之年的叶林，仍然记得她小时候唱过的一首宣传种痘的山歌。
经过多种形式的宣传，牛痘接种逐渐深入人心，当边境居民普遍接受了牛痘接种的时候，一个严峻的事实又摆在了人们的面前。
其实，为了防止天花从境外流入国内，早在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政务院和卫生部就颁发了一系列法规和文件。
1957年12月，毛泽东签署主席令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条例》，规定天花为七种必须检疫的传染病之一，并明确了违反条例的处罚条款。
那么，为什么境外流行的天花能从云南流入国内呢？
云南位于中国西南边疆，与缅甸、老挝、越南三国接壤。国境线长达4061公里，当中国消灭天花的战役接近尾声的时候，与之相邻的国家里的天花仍未扑灭。由于没有天然的屏障。历史上边民交往频繁，相互通婚的现象十分常见。在这种背景下，就导致了天花从境外传入沧源县并造成流行。
1959年云南省沧源县天花流行，是中国最后一次天花暴发流行。它引起云南省卫生防疫部门的高度注意，省卫生防疫站立即派出工作组赶赴疫区，进行紧急防治。
与此同时，西藏的卫生防疫工作者，也在为消灭天花而辛勤努力着。
西藏地处世界屋脊，高山缺氧、交通不便，地广人稀的自然条件，也给这里消灭天花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
天花，在西藏也是一个古老的疾病，藏语称它为“拉曼”，意思是从天上降到人间的疾病。
历史上，藏族同胞一直用人痘接种术预防天花，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西藏实行民主改革之后，中央人民政府派去了大批医务人员，才开始在这片雪域高原进行大规模牛痘接种。
车锡嘏，1955年在四川医学院公共卫生系学习，毕业后到西藏工作，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他是创建不久的西藏卫生防疫站临时负责人。
西藏的国境线长达3500公里。1964年，与之接壤的国家尼泊尔天花流行。为杜绝天花从境外传入，当时担任西藏卫生防疫站临时负责人的车锡嘏，被派往靠近尼泊尔的聂拉木、定日县去接种牛痘。
聂拉木、定日县距离拉萨746公里，当时，正在修建的中尼公路还没有通车，接到任务的车锡嘏立即出发，他先是搭乘一辆汽车从拉萨赶到拉孜，再从那里骑马朝目的地前进。
经过六天马不停蹄地奔波，车锡嘏终于安全到达了海拔高达4500米定日县。
在县城，车锡嘏和他一同前来的同事孙家富作了分工。
分工之后，车锡嘏顾不得路途的劳累，立即和配合他工作的县卫生院医生何素芳，赶往中尼边境的交界处，为边民们紧急接种牛痘。
在车锡嘏的劝导下，何素芳暂时停下了接种工作，这时候他们才想起来，为了种痘，他们从早上忙到下午，已经十几个小时粒米未进了。
喝了酥油茶，体力得到恢复的何素芳又很快地忙碌起来。
为了藏族同胞预防天花，车锡嘏在定日县工作了差不多一个月，有一天，在翻越一座六千公尺的高山去接种的时候，严重高山反映的他，只好借助牦牛的力量前进。
让车锡嘏感到幸运的是，他没有骨折，腿上被牦牛踢到的部位只是留下一块青色的伤疤。带着疤痕，他坚持到任务完成才返回拉萨。
正是由于防疫人员的付出，在1964年里，虽然有藏民苍木足等五个人在尼泊尔感染上天回到国内，（在聂拉木县发病）但因为当地居民接种了牛痘，而没有人受到传染。
正是这次接种牛痘的经历，使车锡嘏和何素芳建立起了深厚的友情，最终，他们喜结良缘，成为夫妻。
当防疫人员在国境线上忘我工作的时候，以战胜天花为己任的科研工作者，正为生产牛痘疫苗而忙碌着。
自20世纪20年代起，在中国，一直使用将天花病毒，接种于黄牛身上培养出的牛痘疫苗接种。
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担负着生产牛痘疫苗的繁重任务。
20世纪六十年代初，刚刚跨出校门的邓乃池，和七名朝气蓬勃的小青年，分配到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痘苗室，参加牛痘疫苗的生产。
生产牛痘疫苗离不开黄牛。那时候，研究所里常年储备着一百多头，从千里之外的内蒙古大草原，精心挑选、年龄大约在五至六岁的母牛。
黄牛到达生物制品研究所，要关进检疫室一个多月。在确定黄牛没有疾病，达到接种的要求以后，才把它们从检疫室赶到千米之外的痘苗室。
在憋了三十多天以后，突然看到阳光的黄牛，不仅兴奋得撒起欢来。
在检疫室出来的黄牛，已经度过了一个多月不见阳光的可怕日子，它死活都不愿意再迈进实验室的房门。为此，小青年们没少费周折。
紧接着，小青年们就用温水和高级香皂，给被捆起来的黄牛洗澡，（同时还要把牛蹄子缝隙里的污垢抠干净）洗了七八遍之后，小伙子们就开始用剃头刀给黄牛剃毛。
剃掉牛毛之后，接下来就要给黄牛“刮种”。
刮种，就是用特制的刮刀，把牛从脖子到臀（TUN）部的皮肤刮破。
随后，涂抹了天花毒种的黄牛被推进“育疱室”繁殖牛痘苗。
育疱室里有一个特制的铁车，铁车的前头有一个框框，专门用来卡住黄牛的脖子，目的是使它不能舔到身上的接种区，便于保护痘苗。
育疱室内的温度是37度，关进铁车的黄牛一般在4、5天以后就发烧口渴，这个时候，要随时给牛及时饮水，才能保证黄牛长出质地好、产量高的痘苗。
但是，喝了水的黄牛随时都会排泄粪便。而牛的粪便溅到了痘苗上，就会影响痘苗的质量。因此，在育疱室里的值班人员，要做到眼疾手快，及时接住黄牛的排泄物。
接种天花毒种五天以后，也就到了收获痘苗的日子。而每当到了这个时候，小青年们的心里都非常难过。因为每次采痘苗之前，都必须把黄牛打死。
就这样，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平均每天要处死一头黄牛，用于痘苗的生产。
中国是农业大国，而黄牛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难道，必须以牺牲黄牛的生命为代价才能培养出疫苗，而没有别的途径了吗？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寻找新的培养疫苗的方法，成为科技工作者的当务之急。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以赵铠为首的一些科技工作者，成功地用鸡胚细胞培养出了预防天花的疫苗。
实践证明，200只鸡胚细胞培养的疫苗，相当于一头黄牛培养的痘苗产量，这不仅节约了生产成本。同时，也把在痘苗室工作的青年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了出来。
此后，全国各生物制品研究所，竞相采用这种方法生产天花疫苗。
而当时，国际上大多数国家，仍然采用传统的用乳牛接种的办法生产痘苗。
不久，中国的科技工作者，研究成功了耐热液体痘苗，这种蛋白眎（shi4）甘油痘苗的耐热性和稳定性，优于普通甘油痘苗，它延长了痘苗保存期，提高了种痘成功率，满足了广大农村、边远地区和气候炎热而又无冷藏设备地区的种痘需要。
经过十一年的努力，到了1961年，天花在中国已经基本上被消灭。人们似乎可以松一口气了。
然而，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就在这一年的三月，一辆马车，奔跑在通往云南省西盟县人民医院的山路上，车上躺着一个奄奄一息的天花病人，他的名字叫胡小发。
胡小发，得天花时的年龄23岁，当时在云南省西盟县南亢公社粮管所工作。那么，他是怎样感染上天花的呢？
后来，携带天花病毒的小姑娘娜喊撒（sa一声），到其他地方串门的时候，又导致5人感染，最后，南亢粮管所的胡小发被传染患病。
胡小发得病之后，被南亢公社粮管所所长送进西盟县人民医院隔离治疗。
三个月以后，胡小发痊愈出院。1964年他回农村当社员，至今，六十多岁他，脸上仍然清晰得留着被天花袭击过的瘢痕。
云南省规定，医护和检疫人员为天花的法定报告人，此外，所有人员，一旦发现天花病人，都有报告的义务。
报告的时间，农村最迟不超过十二小时，而城市限制在六个小时之内。
自胡小发痊愈出院以后，中国境内再未见到天花病例。因此，胡小发成为中国最后1例天花患者。
尽管中国把消灭天花的时间定在1961年，但是，在1961至1979年的十几年间，北京、云南、西藏、内蒙古、福建等地曾报告有疑似天花病例。
难道，天花还没有被彻底消灭，或者是死灰复燃？在广阔的中国大地上，是不是还有被医务工作者遗忘的角落？
对待这些疑似天花病例，防疫人员和医务工作者并没有掉以轻心，他们除了按天花作紧急处理之外，都进行了实验室鉴别诊断和开展了流行病学调查，最后，排除了天花。
为了证实中国是否彻底消灭了天花、验证在边远地区是否还有遗漏的天花病人，1979年9月，国家卫生部组织专家赶赴二十世纪60年代初期，尚有“天花”报告的云南省及西藏自治区调查、验证国内最后1例天花病例发生的日期。他们将采取怎样的办法呢？
通常，接种牛痘之后，会在人体上留下痘疤，所谓痘疤调查，就是通过痘疤来检验一个地区免疫接种的覆盖情况，假如在调查的十个人当中，八个人有痘疤，证明这个地区的接种率在80％左右，人群中拥有了预防、控制天花的能力。
在云南省的孟连、澜沧、西盟、沧源县以及昆明市，专家们一共调查了73820人，调查的结果是痘疤率达到了82%以上，证明在广大的人群中已经建立起了对天花的免疫屏障。
在西藏，专家们对15661人进行了麻脸调查，中国工程院院士赵铠，当年，参加了这项活动。
专家们对发现的125个脸上留有天花斑痕的人仔细询问，结果，这些人都是20年前得天花时留下的痕迹。这说明，自二十世纪60年代后，天花已经在西藏绝迹。
赵铠先生记得，在西藏，他们还进行了痘疤调查。调查的结果同样令人感到欣慰。
1979年，世界卫生组织要求各个国家提供一个报告，详细说明消灭天花的情况。而当时中国方面负责提交报告的，还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赵铠。
1979年10月，世界卫生组织全球扑灭天花委员会主席芬纳(F.Fenner)先生来到中国。并亲自前往天花曾经猖獗的云南，调查那里消灭天花的情况。
当时在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任职的李润桃，曾经陪同芬纳先生工作。
在云南，芬纳还听取了有关中国消灭天花情况的汇报，了解了痘苗生产及研究情况，确认中国自1961年以来，已经消灭了天花。
还在建国之初，一些西方人士曾经断言，天花等瘟疫，是新中国难于解决的问题之一。然而，新生的人民政府只用了十一年的时间，就消灭了这个困扰了人类数千年的瘟疫。
中国消灭天花的时间，比亚洲、非洲天花严重流行国家整整提早了17年。
新中国消灭天花的运动，在凯歌高奏中落下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