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集《新中国种痘运动》
1949年10月的第一天，就在牛痘接种法在广州登陆144年之后，古老的中国终于迎来了这个日子。参加开国大典的30万群众，从内心洋溢着“解放了”的喜悦。
从1805年到1949年，在中国这个大舞台上，陆续上演了一幕又一幕活剧。但是，在人痘接种术的故乡，天花，依然残害生灵、四处蔓延。
尽管牛痘接种法在1805年就传入中国，一些有识之士，著述立说宣传牛痘接种技术。在推行牛痘的过程中，旧中国曾经实行过义务种痘，中国的大江南北也一度出现过牛痘接种局。
学者们普遍认为，旧中国不能控制天花最重要的原因，是近一百年来，中国长时间处在战乱的状态，国家的卫生防御的体系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卫生防疫的体系，就无法真正控制天花流行。
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资料记载，1941年至1946年，仅云南境内约有60个县流行天花。在解放前出生的居民中，有近半数人留有麻脸，加上因天花死亡的人数，推测应有半数以上的人遭受过天花的袭击。
根据解放后统计数字表明，1950年一至八月，中国境内天花患者仍然有44211例，分布在全国广泛的地域，这一年，因天花而死亡的就有7765人。
面对着依然肆虐的天花，新中国的领导人将怎样应对呢？
1950年8月7日，有583人参加、为时十三天的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在北京隆重开幕。
新中国第一任卫生部长李德在会议上指出，对付天花等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疾病，就是要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以服务人民大众为前提。过去，卫生工作与群众是隔绝的，现在，不是等待人民有了病来找我们，而是我们主动地发动群众与疾病做斗争。
从此，面向群众、预防为主的方针成为新中国人民卫生工作的方向。
其实，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的1933年三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就号召根据地军民开展广泛的卫生运动。
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就提出：应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卫生事业。
解放战争时期，延安总部在1946年“工作计划大纲”中，明确提出“预防医学措施自1946年起，应该成为解放区医学界的主要工作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解放区军民开展了大规模的群众性卫生运动，并对天花等传染病采取了积极的预防措施。”
这段珍贵的影像资料，纪录了解放区的医务工作者，为部队指战员和群众接种牛痘的情景。
在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就十分重视卫生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卫生方针的制定，奠定坚实的了基础。
1950年的10月，人民共和国刚好诞生一周年。这一年的金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了由周恩来总理签发的《关于发动秋季种痘运动的指示》，做出在全国各地推行普遍种痘的决定。那么，为什么要在秋季开展种痘运动呢？
有的学者这样认为，天花是一种呼吸道传染病，它容易生病的时节是冬季和春季，这是因为冬季天气寒冷，而生活在北方的人们，则喜欢在禁闭门窗的房子里休息。由于空气不流通，人的呼吸道微沫会越积越多。假如，这时候有人得了天花，就可以通过空气传染许多人。
春季万木复苏、春暖花开。但是，这也是天花病毒活跃的时期。如果，在秋季预先种了痘，人人具有了免疫力，就可以从根本上防止天花的流行。
关于种痘的年龄，根据卫生部发布的《种痘暂行办法》规定，婴儿出生后六个月即应该接种牛痘。这是因为，婴儿在出生六个月之前，在母体中带来的抗体，还会起到抵抗天花病毒的作用，六个月之后抗体就消失了。
《种痘暂行办法》还规定，一个人届满6岁、12岁、18岁时再各重复种痘一次。
为什么到了十八岁就不需要接种了呢？这是因为连续三次接种之后，人体内的抗体可以持续很长的时间，因此，到了十八岁之后，就可以停止接种。
经验表明，普遍接种牛痘，是使天花大幅度减少的一个重要措施和途径。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秋季种痘运动，在（刚满一周岁的）新中国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
解放初期，百业待兴，老百姓的生活还十分困难。为了不给人民群众增加负担，国家把种痘费用全部承担了下来，所有的医护人员也都被动员了起来，公立医院、私立医院、中医、妇幼保健站、种痘员、卫生员都加入到这场运动中来。
1949年，北京正值天花泛滥的高峰期。刚刚成立的人民政府立即派出人员对天花流行情况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当时北京有255名天花患者，死亡109人。
今年84岁的崔振宇教授，1948年山东医学院毕业以后就来到北平，从事传染病的临床诊治，他参加了1950年，对天花病人的救治工作。
决不能让天花继续残害生灵，当时担任北京市长的彭真强调，北京作为新中国的首都，在消灭天花等烈性传染病的工作中，要为全国带个好头，这样才能与首都的地位相称。
北京市人民政府提出三年内在首都消灭天花的目标。于是，担负着北京疾病预防和医护使命的人们，开始积极行动起来。
当时，由于条件限制，牛痘疫苗送到防疫站之后，防疫人员要抓紧时间为群众接种，否则，疫苗超过一个星期就有可能失效。
而为了延长疫苗的有效期，那时候，都使用放冰棍的冰壶来装疫苗。
1950年，北京有80万人接种了牛痘，加上1949年接种的31万人，使首都北京的种痘率达到80%以上。根据经验，达到这个接种率，就能建立起预防天花的屏障。
从1950年5月以后，北京就再没有发生天花病例。在新中国的大中城市中消灭天花，北京名列前茅。
当北京防治天花捷报频传的时候，上海正在与天花展开激烈的较量。
在1950年的冬天至1951年的四月间，上海已经有3260个天花患者，是近20年来天花最大的流行。消灭和控制天花，成为上海的当务之急。
上海人民政府从1951年3月15日到4月底的一个半月时间里，组织医生突击开展全市种痘工作，在497万以上的人口里面，一共接种了452万次牛痘，种痘人数占全市人口的95%以上。
在与天花搏斗的日子里，为了防止天花的传染和扩散，医护人员对进出上海的旅客，都普遍进行了牛痘接种。在采取了这一系列行措施之后，一度猖獗的天花疫情被压制了下去。
1951年7月，上海消灭了天花。
1952年，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年，这一年，全国各地接种牛痘达5亿多人次，有效地控制了天花的泛滥和蔓延。但是，这个古老的疾病，并没有像人们期望的那样迅速退出历史舞台。
根据有关资料记载，经过几年来的普种牛痘，内蒙古自治区预防天花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到了1953年，全区百分之八十三以上的人口获得了免疫。但是，在少数偏僻的农牧地区，仍然还有天花病例发生。
于是，被称为防疫尖兵的人们，开始跋涉到边远的地区进行种痘。
严华，辽宁省章武县人，1949年2月，她在热河卫生干部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当时属于热河省的赤峰防疫站工作。那一年，她还是个20岁的姑娘。
刚解放，防疫站还没有汽车，队员们下乡都是用马车代步。1954年，防疫队员乘坐的马车突然翻到了河里。而坐在车上的严华，当时正怀着第二个孩子。
为了适应在大草原上工作，出生在城镇的严华和许多男同事一样，学会了骑马。一次，她从马上摔下来昏了过去，醒来之后才知道事情的经过。
那时候，每年春节刚过，大地还没有苏醒，严华就和防疫站的同事们，顶着塞外料峭的寒风，赶到偏僻的乡村去接种牛痘。一直工作到天气转凉的10月份，才返回城里。因为长期在乡下工作，有人就给他们编了个顺口溜：
尽管工作充满着艰辛和危险，但是，防疫队员们都满怀着激情，投入消灭天花的战斗。
在歼灭天花的战斗中，还有天花的受害者。
费荣中，安徽省巢湖市人，1942年，还在他五岁的时候，凶恶的天花降临到他生活的小村庄，一时间，他和村里的三十五名儿童，全部受到了感染。
挠破痘痂，就会在身体上留下很深的瘢痕，因此，当地都采取捆住双手的办法防止病人抓挠。十多天过去了，天花把费荣中折磨得奄奄一息，在这种情况下，家里人为他松开了身上的绳索。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从山东大学生物系毕业的费荣中，来到内蒙从事防疫工作。因为有过得天花的痛苦经历，所以他对消灭天花特别卖力。为此，费荣中马不停蹄的在大草原上奔波着。
当时赤峰市（昭乌达盟）所属的三十五个旗县，每一个旗县都留下了他的身影，也留下了他传奇的经历。
然而，最令他难忘的，还是第一次住蒙古包的往事。
当费荣中走出蒙古包一看，眼前的景象让他大吃一惊，原来，是一条毒蛇在蒙古包的门口爬行。
在险象环生的环境里，费荣中为消灭天花忘我工作着。因为突出的工作成绩，他成为五一奖章和白求恩奖章的获得者。
到了1960年，经过十年的连续作战，中国境内只局限在云南和西藏还有天花病例，为什么只剩下云南和西藏的部分地区还有天花呢？
以云南为例，造成云南天花流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原因是，生活在这里的许多少数民族缺乏对天花的基本了解，不知道接种牛痘疫苗可以预防这种疾病。
解放前，每当天花等瘟疫来临，他们的习惯做法，是依靠村寨里的巫师用念咒语、驱鬼神的迷信方法来乞求平安。
造成云南天花流行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交通不便。
在云南，山地高原占全省面积的百分之九十五。这里山峦起伏，河流纵横，山道崎岖。
拿云南思茅地区的西盟县来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前，这里不通公路，茶叶、大米、食盐、布匹等生活物资只能靠肩挑人扛和马帮运送。
那时候，从思茅到西盟280公里的路程，需要走上几天几夜才能到达。由于路途行程漫长，加上气候炎热，到达县里的疫苗，就有可能失去了效力。为了疫苗的保鲜，防疫人员绞尽了脑汁，想尽了办法。
尽管如此，还是无法满足需要，数字表明，1959年，西盟县接种牛痘的人数共29135人，尚有10545人没有接种。接种率尚没有达到50%，不能建立起预防天花的免疫屏障。
造成云南天花流行的第三个原因是缺少医务人员。仍然以西盟县为例子：二十世纪60年代初期，这个县只有十三名医生，这些医生，难以肩负起全县两百多个自然村防病治病重任。
那时候，一旦发生天花疫情，佤族同胞还沿用古老的方法，到县城请医生到山寨治病。
为了缓解医生不足，和在边境地区建立起天花免役地带，云南省各县、区，开始开办种痘人员训练班，训练班学员由各乡保送、参加学习的有接生员、小学教员和中西医生。经过短时间的培训后，接种员奔赴各山寨接种牛痘。
西盟县政府规定，种痘员每接种一人，补助人民币三分钱。三分钱，在当时的西盟县城，可以买到两个鸡蛋。
但是，让接种员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有些群众竟然拒绝接受种痘。
1953年云南省种痘工作总结中有这样一个事例：因为没有耐心宣传解释种痘防天花的道理和重要性，靠近中越边界的楚雄县麻栗坡第五区的种痘工作，没有得到群众的配合，有部分群众甚至这样说：“以后我们出天花死了，不找你们卫生院”。
种痘办法在第五条里明文规定，在开展种痘运动时，应先广泛深入进行宣传教育，要让群众明白种痘的重要性，打破陈规陋习和过去那些种痘的禁忌。
还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散布：种痘员种痘时要把人的胳膊全都扎烂，不但疼痛难忍，还有生命危险。在流言蜚语的蛊惑下，有一些孩子对种痘产生了恐惧，当得知种痘员到来时，他们偷偷地带着干粮，藏进了大山。
在宣传活动中，许多遭受过天花的侵害，在脸上留有斑痕和后遗症的人现身说法，从而推动了种痘工作。
云南省盐丰县1951年春季种痘总结中，有这样一个例子：一个名字叫李玉仙的农协会员，过去曾经得过天花。在接种人员进村以前，他在群众大会上高声说道：现在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爱护我们的身体，种痘不要钱，我是麻子我也要种了。
在云南省防疫站工作的李润桃记得，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饱受天花侵害的云南省孟连县的卫生局长，也曾经以自己为例子，宣传种痘。
那时候，宣传教育群众普遍采用的另一种喜闻乐见的形式，就是张贴宣传画和出黑板报。为此，战斗在防疫和医务战线的人们，不得不暂时放下手中的接种工作，而拿起了纸和笔。
那么，在动员群众种痘的宣传活动中，还有什么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画和黑板报会起到应有的作用吗？在人痘接种术的故乡，在新中国，天花何时才能被彻底消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