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人：荣智健、卢国纶、刘居英、许崇德、杨贵、吴象

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毛泽东向全世界宣读了政府成立公告，一个新的政权就此诞生于世界的东方。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一百年来，中国人期待着走出战乱，贫穷，战胜外国的侵略；从五四运动开始，人们梦想着“青春中国之再生”，建设一个富强、民主的新中国。在1949年10月1日这一天，一切梦想都显得似乎触手可及。然而，在1949年，中国大地已经在长期的战乱中满目疮痍。这个刚刚诞生的新政权，首先面对着的，是一系列的内忧外患。

建国初期，被战争破坏的中国经济正遭受严重的通货膨胀。在刚刚解放的上海，曾经名震工商业界的荣氏家族，三十年代的“面粉大王”、“棉纱大王”，已经在长期的战乱中陷入了困境。

荣毅仁，这位荣氏企业新上任的少东家在困境之中感受到了新政府的善意。1950年，在阴历年关，纱厂职工围攻荣家讨要薪水，危机中上海政府施与了援手，最终和平化解了风波。荣毅仁感动于共产党的雪中送炭，也为当时的上海政府重振工商业提供了自己的建议。荣毅仁的建议不仅被采纳，而且变成了当时中央的政策。

荣毅仁带领上海工商界成为新中国的积极建设者。而工商界的稳定，很快带动了整个上海的安定繁荣。经过“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到1950年夏，全国物价稳定，结束了连续十多年来物价暴涨的局面。

1950年6月，政协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另一位从香港赶回的实业家受到了新政府的欢迎，他就是民生公司的创始人，被称作“中国船王”的卢作孚。在北京，他受到了新政府和一些老朋友的欢迎。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美国一家报纸在社论中说，美国就此失去了中国。而国内学者提出这样的见解，新中国建立之时，面对着的，是包括美国在内的整个西方世界的孤立。新中国刚刚成立的几个月后，一场战争在中国的邻国南北朝鲜之中爆发。1950年10月，美国的军队从仁川登陆，这场源自邻国的战火，引起了中国的不安。1950年11月，中国宣布出兵朝鲜，毛泽东用四个字概括了出兵的原因“唇亡齿寒”。

1952年，中国志愿军的代司令员陈赓被一纸委任状急召回国。他接受毛泽东的命令，要在三年之内，建成一座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用以实现中国军事面向现代化的跨越。这所学校后来被人们称作哈军工。

1953年9月1日，哈军工建成开学，此时，中美朝韩四国已经在板门店签署了停战协定，抗美援朝战争已经胜利结束。在1953年，新中国开始积极筹备制定一部新的宪法，为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有力的保证。

1953年，许崇德刚刚从人民大学研究生院毕业，留校作了一名教师。没有想到，就在这一年,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他们需要一些具有工作热情,专业素养的人士去做一些具体的工作。

那时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凝聚了当时中国各界的权威人士，这让当时刚刚从法律专业毕业的许崇德印象格外深刻。

当时的宪法起草委员会，由毛泽东出任主席。在许崇德的记忆里，毛泽东对这部宪法的起草可谓亲历亲为。在宪法起草前，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将中国定性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成为五四宪法最基础的理论。

1954年9月15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9月20日，与会代表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全票通过了1954年宪法。

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诞生。到此时为止，一个统一而崭新的中国已经从近百年的战争阴影中走了出来。而建设一个富强的新中国的梦想，也近在眼前。1953年，中国共产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6年，上海的资本主义工商企业，走完了最后的行程，全部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用荣毅仁的话说，这个时候，私营工商业者的前途和命运得到了解决，可以说是两只脚都踏进了社会主义。荣氏企业在经过半个世纪的沧桑后，在荣毅仁的带领下，成为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部分。

1954年， 一个26岁的年轻人来到了河南林县，从此与林县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叫杨贵，时任林县的县委第一书记。20世纪六十年代，他带领当地人修建了一条人工天河，从此解决了这里世代用水难的问题。这条人工天河，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做红旗渠。

杨贵还记得刚到林县时，林县给他留下的印象。杨贵带领林县尝试了各种办法希望解决吃水的问题。人们打过旱井，修了水库，直到最后，杨贵发现，只有只有把邻近省份山西境内的漳河水引到林县来，才能彻底解决问题。也就是“引漳入林”。1960年 2月10号，正是农历正月十五，林县召开了大会，发出了工程总动员。干部带头，四五万名群众陆陆续续扛着工具走上了工地，开始了开凿人工天河的第一步。

在太行山上，林县人民开凿了这条人工天河，当时的群众也对这个前所未有的浩大工程倾注了极大的信任和热情。杨贵坦言，在那个艰苦的年代，人们为这个工程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1965年红旗渠建成了最艰险的总干渠。1966年又建成了3条干渠。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在内的各大新闻媒体都对红旗渠和林县山区建设的成就做了宣传报道。1973年，杨贵被任命为河南省委常委，不久离开了林县，但是直到如今，从林县来的人们依然称呼他为杨书记，或者老杨。

20世纪六十年代，“包产到户”这种农业生产方式出现在中国农村。20多年之后，“包产到户”在全国农村的推行被称为是中国改革的第一步，但是在当时，“包产到户”一直倍受争议。吴象，这位专门研究农村问题的学者，给我们讲述了一段往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从前安徽的省委书记，曾希圣。

1964年，山西昔阳县的大寨开始成为舆论注意的焦点，不久，就成为了全国农业的一个学习典型。

1946年，美国人李敦白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罕见的外籍党员之一。毛泽东曾经称他为“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到了20世纪六十年代，李敦白是中国广播事业局英语组唯一的外国专家，1964年1月，毛泽东宴请在北京的外国友人，李敦白也接到了邀请，参加了这次宴会。

毛泽东的谈话，给李敦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罕见的外籍中共党员和中南海的常客，李敦白在北京倍受欢迎。他受到了许多的优待，他有独立的办公室，住在相对高级的干部宿舍，小轿车也是随叫随到。他是各大餐厅的常客，并且像导游一样对北京的名胜了如指掌。然而，报纸上的一篇文章改变了他的生活。

李敦白主动到地铁工地独自开展义务劳动，他还要求上级将自己的工资减半，就连几年来收藏的古董家具也捐献给了博物馆。

然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对远在哈尔滨的哈军工而言，却意味着一个艰苦的时代的到来。

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这使曾经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建成的哈军工，遭遇了一次危机。

此时的哈军工已经是闻名全国的高等学府，因为支援分校建设，师资力量开始分散，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校内的苏联专家突然撤离，而这时的哈军工，正面临着新的、艰巨的任务。

哈军工坚持着度过了这次难关。而哈军工的学生，依靠过硬的素质，为当时的科研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成功发射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由此震惊了世界。可是哈军工自身的命运在1964年就已经走到了谷底。这一年四月，哈军工被迫退出军队序列，刘居英和学生们一起，默默脱去了军装。

2005年2月，我们在北京采访了88岁的刘居英—-这位曾经和哈军工共命运的老院长。在他的家里有这样一张照片，几年前当他回到当年哈军工的旧址，也就是如今的哈尔滨工程大学，一群学生将他围在了中央。摄影师在这一瞬间按下了快门。如今，哈军工几经辗转，成为国防科技大学在长沙重新发展起来，刘居英依然每年都会回到哈军工原来的旧址去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