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众一片对出租涨价的反对声中，舆论一片对听证会的质疑声下，北京出租车价格调整听证会将如期举行，这次租价调整方案简单概括：一是将1.60元／公里车型租价标准调整为2.00元／公里；二是建立油价与租价联动机制。4月18日该市发改委对外公布了出租车租价调整申请方案，４月26日将召开听证会。19日，北京市人大代表、出租车价格调整听证代表之一的沈梦培向媒体和出租司机发表公开信，明确表示坚决反对出租车租价上涨。（4月21日《京华时报》）

尽管厌涨民意如此沸腾，尽管听证代表态度如此坚决，但凭着对中国式听证会的经验明白：再多的代表反对，再强烈的民意抗议，也挡不住涨价意志的推进和方案的实施。公众对景点借节日涨价可谓深恶痛绝吧，可哪一次民意成为过胜利者？对水电油涨价的反对更是强烈，可又何时起到过阻止作用。其实用不着再走什么听证过程了，设置了涨价的听证议程，民意就已经输了一大半。

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设置了涨价这个听证议程，就已经把民意置于非常不利的守势，而出租车公司处于非常有利的攻势，涨价本身体现的就是出租车公司的意志。在“涨不涨价”这个听证会议程下，代表们围绕的话题只能是涨不涨价，其他问题，比如车份儿钱太高、公司的垄断利润、政府的特许经营权等等，这些都将成为边缘问题。而在涨价议程下，民意代表强烈反对的结果，至多只能使涨幅小一点，比如设定的标准是2元／公里，最终可能是1.9元／公里，而不可能不涨。

最关键的是，涨价的听证议程，要求反对者对出租车公司的运营成本要有清晰的了解，因为把握住了成本信息，才能扼住涨价的咽喉——可这方面的信息恰恰是倒挂的：想涨价的出租车公司对自己的运营成本最清楚，恰恰是反对者对这些很不了解，他们只能靠想涨价者提供的成本信息对想涨价者进行反驳，想涨价者怎么会向听证会提供对自己不利的信息呢？

其实，最应该进行听证的是“降低车份钱”这个议题。首先，舆论对这个话题已经喊了几年，全国人大上也提过Ｎ次议案，至今未见有公信力的回应；其次，从均衡博弈的角度看，对这个议题进行听证也是正当的，享有政府特许经营权的出租车公司处于某种强势地位，必须用使他们处于“守势”的议题来均衡各博弈方的身份势差。

面对舆论“降低车份钱”的呼吁，北京市运输管理局称“出租车份钱不能降低”，并举了好几个理由——为什么不首先对这个议题听证一下，而只是单方面就独断地宣称“不能降”呢？显然，听证会设置什么议题，本身就需要先行听取民意，而我们缺乏这种听证会理性，议题往往是按强者意志设置的。“涨不涨价”议题对老百姓最不利，所以说，设置了涨价的听证议程，民意就已经输了一大半。

民意另一小半的失败在于听证会安排本身，因为我们的听证会根本就没有说清楚“怎样的听证结果就可以阻止涨价”，最终的决定似乎与听证结果关系不大。

一个有公信力的听证程序应该让参与者明白，怎样的听证结果就可以阻止涨价意志。比如，老百姓要求出租车公司提供某些信息，而公司没有提供，涨价方案就不能实施；或者是进行投票，反对票达到多少张就可以阻止涨价方案的通过——我们的听证制度在这方面是很模糊的，这方便了强势一方对最终结果的操纵，使听证沦为一种形式：听证会反对声再强烈，最终涨价方案也会“依法”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