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就2007财年外交拨款举行的听证会上，美国国务卿赖斯提交了一篇题为《落实转型外交》的书面证词，表明“转型外交”正式成为赖斯领导下的美国国务院外交工作的指导原则。

这一概念是1月18日赖斯在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的演讲中公诸于众的，其核心思想是通过美国外交体制、外交态势和外交人员职能与素质转型，运用美国的外交力量推动世界其他国家向民主和善治转型。

“转型外交”是布什政府“扩展民主”战略的具体落实。赖斯开门见山地引用了布什总统第二任就职演说的一句话：“美国的政策是，在每个国家、每种文化中寻求并支持民主运动、民主制度的发展，我们的终极目标是结束世界的暴政。”为了实现这一“大胆使命”，赖斯说：“美国需要同样大胆的外交，这一外交不仅汇报世界的现状，而且试图改变世界本身。”这一使命就是她所谓的“转型外交”。

赖斯把“转型外交”的逻辑起点定义为“我们身处的不同寻常的时代”，“过去几个世纪以来的国际关系都被颠覆了”。在她看来，这个时代有两个特征：一、“大国间爆发战争的可能微乎其微”，国家之间进行和平竞争与合作，而不准备打仗。“中国、印度、南非、印尼和巴西”等国人民都在努力提升各自的国力。二、“改革———民主改革———已经开始并且在中东地区扩展”。

过去350多年来，现代国家体系的基石是主权概念，它假定每个国家能够控制和引导其领土内的威胁；假定国家治理能力的软弱和缺失只是其国民的负担或至多是一个国际人道主义问题，而非安全威胁。

赖斯认为，这些旧的假定已不再适用。技术的进步已经摧毁了空间的隔离，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在“国家之间”，而是在“国家内部”。它亟需应对的一系列挑战，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毒品走私、非法偷渡和传染性疾病，都与一些国家内部的政权性质和治理能力相关。因此，对于美国的安全而言，某些国家的政权性质已经比国际权力的配置更重要。

由此，赖斯提出，“转型外交”的要义是“同我们在全世界的众多伙伴合作，建立并维护民主、善治的政权，以响应各国人民的诉求，承担国际体系的责任”。“转型外交立足于伙伴关系，而非家长式威权。与人民一起工作，而不是为他们工作；我们试图运用美国的外交权力来帮助外国公民改善他们自己的生活，建设他们自己的国家，改变他们自己的未来。”

也就是说，美国的安全利益、对外发展援助和民主理念是密不可分的，在必要的时候，美国外交将突破国家主权原则的制约，用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直接干涉国家内政，建立或者推倒重建一个“民主和善治”的政权。

赖斯这套逻辑给人似曾相识的感觉。克林顿和奥尔布赖特在科索沃战争期间以人权、民主等普世价值观为名，也提出过一套否定国家主权原则的“干涉”逻辑。当年，赖斯在为共和党撰写外交政策纲领时，曾批判以人道主义为名的“有限主权”概念“对美国的国家利益定义过于宽泛并注定要伤及自身”。她的批判还特别指出：“军队是一件特殊的工具。它是且注定是致命的。它不是民事警察部队，不是政治仲裁者，当然也不足用于建立一个文明社会。”

赖斯批判克林顿的时候，美军对南斯拉夫进行了持续78天的空中打击，代价是几架飞机的损失。而今在布什的领导下，美军发动伊拉克战争已将近三年，耗费数千亿美元的军费并有2200多名士兵阵亡。赖斯对克林顿的批评如今成为布什政府的实践与噩梦，十多万美军在伊拉克充当“民事警察”、“政治仲裁者”，更背负 “重建国家与文明社会”的使命。而正是在这目前看起来依然遥遥无期的使命中，赖斯提出了以否定国家主权原则为前提的“转型外交”。

在内容和实质上，赖斯的“转型外交”与当年克林顿的人道主义干涉并无二致，归根到底就是要以美国的模式来改造世界。有所不同的是，赖斯获得了“9·11” 后“不同寻常”的时代背景。现实与虚拟的恐怖主义威胁为“转型外交”建立了美国国内政治的合法性基础和支持，于是以反恐、民主和美国的名义，主权原则可以再度成为霸权外交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