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何亮亮

（一）1949年新中国刚刚建立的时候，是一片废墟，而偏偏那么多留学生主动回国，而且造就了我们新中国的前30年，就是在非常困难的基础上，通过这些科学家和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兵大众一起，把我们的科技、工业、农业、国防事业发展到一个在当时世界上也是比较先进的水平。这些人中我们理应记住钱学森、钱三强、郭永怀等华人精英

（二）20世纪50年代、60年代是极不寻常的时期，当时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为抵制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和核讹诈，50年代中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为了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高瞻远瞩，果断地作出了独立自主研制“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大批优秀的科技工作者，包括许多在国外已经有杰出成就的科学家，以身许国，怀着对新中国的满腔热爱，响应党和国家的召唤，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一神圣而伟大的事业中来。他们和参与“两弹一星”研制工作的广大干部、工人、解放军指战员一起，在当时国家经济、技术基础薄弱和工作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用较少的投入和较短的时间，突破了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等尖端技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三）1956年，中国把开发火箭技术纳入国家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1957年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等积极倡议开展人造卫星的研究工作。1958年毛泽东同志发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根据这一战略考虑，中国科学院把研制发射人造卫星列为1958年第一次重点任务，揭开了中国向太空进军的序幕。广大科技工作者奋发图强，埋头苦干，克服困难，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踏上了征服太空之路。当时受到“大跃进”影响，曾提出过研制高能推进剂运载火箭、发射重型卫星和要在1959年国庆节将中国的第一颗卫星送入太空的设想。但这种设想脱离了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水平和工业基础，因而缺乏实现的可能。1959年1月21日，中国科学院党组传达邓小平同志指示：卫星明后年不放，与国力不相称。据此，调整任务部署，提出“以探空火箭练兵、空间物理探测打基础、不断探索卫星发展方向，筹建空间环境模拟试验室，研究地面跟踪接收设备”的具体方针。通过贯彻这一方针，中国在火箭技术、航天器技术、有效载荷技术、姿态控制技术、轨道设计和发射技术的研究和试验，以及人才的培养和训练等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四）陈景润在福州英华中学读书时，有幸聆听了清华大学调来的一名很有学问的数学教师讲课。他给同学们讲了一道世界数学难题：“大约在200年前，一位名叫哥德巴赫的德国数学家提出了‘任何一个偶数均可表示两个素数之和’，简称1＋1。他一生也没证明出来，便给俄国圣彼得堡的数学家欧拉写信，请他帮助证明这道难题。欧拉接到信后，就着手计算。他费尽了脑筋，直到离开人世，也没有证明出来。之后，哥德巴赫带着一生的遗憾也离开了人世，却留下了这道数学难题。200多年来，这个哥德巴赫猜想之谜吸引了众多的数学家，从而使它成为世界数学界一大悬案”。老师讲到这里还打了一个有趣的比喻，数学是自然科学皇后，“哥德巴赫猜想”则是皇后王冠上的明珠！这引人入胜的故事给陈景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哥德巴赫猜想”像磁石一般吸引着陈景润。从此，陈景润开始了摘取数学皇冠上的明珠的艰辛历程

（五）科学需要创造，需要幻想，有幻想才能打破传统的束缚，科学工作者同志们，请你们不要把幻想让诗人独占了，这是30年前广播员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充满着激情宣读的郭沫若的《科学的春天》。在这次大会上，邓小平对知识分子的评价和定位成为了解放知识分子的宣言，从此科技界涌动起无穷的活力，中国的科技事业开始了新一轮的飞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