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梦也没想到我会成为中国第一夫人的秘书，再一个想不到就是，我当了一年的秘书，她居然关了我七年半。也想不到当了一年秘书以后，遇到这么多挫折以后，还有今天。我是，一个是感谢毛泽东，解放了，一个是感谢邓小平，邓小平给我平反了。

1967年1月，30岁的阎长贵成为了江青的秘书。阎长贵先生对我说，刚开始给江青当秘书的时候，他对江青很崇拜，认为江青是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然而就是这位大人物，让阎长贵的人生从此波澜起伏。

在风云变幻的1967年，江青是如何工作生活？又是如何接人待物？江青是个什么样的人？她又是怎样改变了阎长贵的一生？在本期的《口述历史》当中，阎长贵先生将为我们讲述那一段40年前的往事。

解说：阎长贵出生在一个世代贫苦的农民家庭。1961 年，阎长贵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之后，被分配到《红旗》杂志社工作，他师从《红旗》杂志社中国哲学史组的组长关锋，研究中国哲学史。工作一年之后，阎长贵发表了一篇《永不走路，永不摔跤》的文章，批评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据说这一篇文章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从而给阎长贵带来了莫大的荣誉。

1966 年7月，当时的中央办公厅政治秘书局的负责人戚本禹，把阎长贵调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简报组，住进了钓鱼台国宾馆。当时的钓鱼台国宾馆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大本营，各种办事机构在这里工作，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也大都住在这里。1966年8月，阎长贵被分配专门负责江青的群众来信。不久之后，由于信件数量增多，钓鱼台里还专门成立了一个江青办信组。

1966 年8月31号（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是江青主持的，这一主持那就了不得，那信就多起来了，那是一天几百封信，一两千封信，用麻袋装，麻袋装，这时候就调了七八个人，称作江青办信组，我是江青办信组的负责人。当时信它是这样的，反正看信的原则，戚本禹给我讲了三个原则，一个是转给有关部门处理的信，百分之九十以上都不通过江青的，就转给国务院了，转给，甚至转给军委了，转给各省了。极少数，五六封信，一天五六封信，只有五六封信可以转给江青看的，并做了摘要以后。再一种就是攻击，或者说江青什么话的，坏话的，就是转给公安部门处理，这是办信三条原则。

解说：1966年的夏天，阎长贵进入钓鱼台工作的这段时间，正是中国的政治运动风云变色的时候。他除了完成本职工作，也积极地投入到了运动当中。

那就是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那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的今天，当时就是这样的心情，所以当时我有个信念就是夺取政权，咱没赶上，因为年龄小，年龄小，保卫政权啊，不能落后，当时心情就是这样一种心情，所以就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所以戚本禹要我去见红卫兵，我都是代替戚本禹见的，代替戚本禹见的，也说了好多话。

解说：到了1966年的年底，阎长贵得知自己有可能成为江青的秘书。

戚本禹说，他说，江青啊叫他去当她秘书，他说我不行，我太粗，他说我看你还比较细，你比较细，你去吧，我说我不行，我也没当过秘书，我也不会当。哎，不会当，不会学嘛。就说这么一个，说着玩的，也没介意，也没用心，还是继续干我，处理江青来信。大概他说这个话以后，大概半个月以后，戚本禹就跟我说，他说，走，到11楼去，那时候江青已经搬到11楼了，到11楼去。那就，就给江青当秘书了，

记者：那我比较感兴趣的是，首先是当时为什么会选上您做江青的秘书？

为什么给江青当秘书，戚本禹起了主要的关键作用。大概我想江青的女儿李讷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当时我和李讷关系比较好。后来江青本人跟我说的，她说你还有劳动人民的味道，因为农民出身，家里世世代代都是穷苦老百姓，她说你还没有（被资产阶级）化掉，这当时应该说很高的政治评价了。

1967 年1月9日，阎长贵走马上任，正式成为了江青的第一位专职秘书。在当秘书之前，阎长贵就经常见到江青，江青也每次都客客气气地和他打招呼，但是阎当了秘书以后，江青却很长时间不见他，见了面也爱搭不理，就连送给江青的文件都是通过警卫员传递。阎很纳闷，别的工作人员告诉他，这叫试用阶段。

我当时感到很怪了，我就问戚本禹，我说你说这样当，我说没啥意思，我说还不如在16楼工作呢，还不如在办信工作痛快呢。我说怎么回事啊？戚本禹他说他也不知道，大概半个月左右的时候，我就问，我心里憋不住，我就问那个（警卫员）孙立志，他笑了，他说现在江青在试用你，在试用阶段，所以不理你，

解说：阎长贵在11号楼工作了一个月，江青终于找他正式谈话。从此以后，阎长贵才名副其实地成为了江青的秘书。

去了以后，江青很客气地说，来来来，你坐下，我就坐她左边那个沙发上了。她就跟我讲，她说，你给我的信啊，我看到了，你讲的意见，也可能是，就是中南海两派之间的办公厅，两派的意见，也可能是对的，我从其他渠道也听说过，但是这件事情你不要去管了，这件事情你不要去管了。从今以后，除了我交代你任务以外，其他任何人不能再交代你工作任务。我们都是党员。你要对我负责，要对党负责。

文化革命以前，江青很少长时间住在北京，她像候鸟一样，冬天去南方，夏天又住到北方。唯独1967年，也就是阎长贵给她当秘书这一年，江青一天也没有离开北京。有人分析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1967年，对江青而言是巩固权力和追求更大权力的重要关口。在阎长贵的印象里，江青全身心地投入了文化大革命，投入到自己的工作当中。

解说：江青常常忙到忘记当天的日期，所以阎长贵每天给她送文件的时候都会附上一张纸条，写上当天日期和一些重要的工作安排。

所以她说她是一个政治化的人，政治化的人，就是除了工作以外，好像就没其他事情了，就不办其他事情了，所以她67年夏天，她身体不太好，我们也劝她，你身体不好，是不是出去休息休息啊。她说事这么多，怎么出去啊。她还跟我说的，她说毛主席说了，毛主席叫我去休息休息，不要以为离开自己地球就不转了。她跟我这样说的。

解说：1967年，阎长贵在钓鱼台11号楼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收发和管理文件，对每天十几二十万字的文件进行分类，再转交江青。

对于有些问题，江青偶尔也会征求一下阎长贵的意见。

大概67 年的几月份，夏天吧，那时候，就是有一个，当时可以称作京剧表演艺术家的人，一个女演员，很有名的，写了江青一篇文章，就赞扬江青京剧改革的，上面就称江青是旗手。江青要我看看，我就看了，我认认真真地看了，提了两条意见，第一条意见是，我说是不是不要称您为旗手好一点，我说这个旗手恐怕是毛主席吧，还有一条意见，因为她这个文章，5000字的文章，每写到江青的时候，都用了敬爱的江青同志，我数了大概有二十几个，我说这是不是太多了，我说，我说有一个地方用一下就行了，这样用显得朴实一点。她说也对，也好，请关锋同志给我把这个关。我当时提的意见是实实在在的，从爱护江青出发的，从维护江青形象出发的。

解说：阎长贵没有想到，他的建议竟然造成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所以这篇文章在《红旗》发表的时候，那是1967 年《红旗》第九期，发表的时候就把旗手改成，大概改成了战士，改成了战士。所以文章一出来，刊物一出来以后，这个演员就炸了，就去拿着这个《红旗》杂志就去找…，…当时不是文艺主要负责人嘛，她说《红旗》是不是反革命啊，为什么把我说江青同志是旗手给我砍掉啊。后来这个戚本禹还去找关锋，关锋说，关锋有点生气了，他说你为什么把旗手给换掉，关锋说，你去问江青本人去，还闹了这么个风波。

对于当时江青的特殊地位，阎长贵用“众星捧月”“大红大紫”这八个字来形容。虽然在1967年，江青还不是中共中央委员，但是她已经被列入了中央负责人的行列。作为江青的秘书，阎长贵和其他的一些领导人也有过一些接触，有很多事情，深深地留在了他的记忆当中。

在文革小组当中，掌大权是谁，是江青，这一点是没有，这一点大家都承认，这一点我们亲自看到，陈伯达虽然是文革小组组长，就是是傀儡了。

当时文革组的成员，我看到都有点儿轻视他，看不起他，我亲自看到过这个关锋、戚本禹奚落他，陈伯达上那去就是小老百姓，这是他口头禅了，…手一抱，我是小老百姓，小老百姓，甚至他工作人员都这样讲，所以工作人员就说，伯达同志啊，你是首长，你怎么能这样说呢？他说不，我是小老百姓。所以是江青骂陈伯达，我亲自看到的，江青说陈伯达，你是什么小老百姓啊，你口口声声老百姓，你是政治局常委，你说你小小老百姓，你是推托责任。

我所见到的林彪和叶群到江青那去过一次，是我见的，林彪去了以后，坐那也不说话，就是，也不上水，因为他不喝水，那回江青送给林彪几幅毛主席的字，叶群还说，我们是一介武丈夫，好像是对这个，送的这个很好，感谢江青同志。林彪没说话，没说话，这是我看见的，去过一次。

叶群经常给我打电话，经常给我打电话。她就问我，今天这个会江青去不去啊，我就问她，我说你去不去啊，她就说，江青同志去我就去，都是这样，讲这样的话多了。

大概她只要下午不开会，下午不开会，她几乎每天都要去看毛主席，都要去看毛主席，因为她看毛主席，回家啊，她不需要什么通报什么的，不过总理去看主席，到主席那去商量问题，好像还要给值班的人员打个电话吧，给那个护士打个电话吧，因为她一般的也不需要这个。去看毛主席回来，还回钓鱼台住了。

记者：江青的讲话，是不是要公开发表的，毛泽东就会为她修改？

修改，是。我还遇到一件事情就是改稿子的事情，就是江青关于教育的一次讲话，我看了，我也帮她整理一下，改了一下，她对我改的还比较满意，就送给主席看，主席说，这没什么新意，不要发表了。当时江青发表什么东西，那要经过毛主席的。

1967 年秋天，曾经红极一时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与二人关系密切的戚本禹处境尴尬。阎长贵曾经是关锋的学生，所以出现了很多不利于他的声音，连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也亲自写信给江青，委婉地表示阎长贵不适合继续担任江青的秘书。然而在阎长贵看来，江青此时仍然对他保持着信任。

江青问我，你对关锋有什么看法？我说关锋不错啊，关锋不是政治上挺敏感的嘛，挺敏锐的嘛，我说是不是有点偏激，江青没说什么，第二天就告诉我，她说从今天开始，你不要再回到《红旗》杂志去了。因为我当时是《红旗》杂志的人啊，我经常回到《红旗》杂志去，有时候拿工资，有时候去看看有没有什么情况，从此以后不要再回去了。

解说：有惊无险，阎长贵仍然留在江青身边工作。到了1967年底，阎长贵还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的组长。办事组是中央文革的重要机构，这个组长职务在当时堪称要职。

好景不长，仅仅一个月之后，刚刚升官的阎长贵就被罢了官，并且身陷囹圄。

导火线就是一封信。北京哪一个电影制片厂的一个演员给江青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写得很长，大概文革当中受到冲击，她给江青写信，她不认识江青，写信的目的大概是希望江青说句话，因为都是文艺单位的嘛，她在历史上叫过江青，其实她解放后就改了名字了，不叫江青的名字了。

解说：阎长贵误以为写信的女演员和江青曾经有些渊源，专门写了一张便条，和信一起送给了江青。

大概拿到信以后，可能第二天就把姚文元…到我们那个11楼，那个会议室里，她拿着信，坐那一坐，把我叫去了，把信往桌子上一摔，就问我，为什么把这封信送给我，目的是什么？当时我蒙了，我说怎么回事，我一看，哦，这封信，我说这封信是不是与你有点什么关系呀，她说你无知，无知就要犯错误，就要犯罪。

解说：在阎长贵看来，当时江青之所以会如此震怒，是因为曾经的演员经历是江青一生的痛处。此后江青对阎长贵异常冷淡。

阎长贵被通知换工作，并且和江青的另一位秘书扬银录交接文件。从1967年1月9号成为江青的首任专职秘书，到1968年1月9号离开钓鱼台11号楼，阎长贵担任江青的秘书工作整整一年，一天不多，一天也不少。

陈伯达和汪东兴来找我谈话，陈伯达谈得还比较，陈伯达说，你是在办事组工作的，还是回办事组工作去吧，汪东兴说，他说例行点手续，离开首长身边都进行审查，审查就审查吧，所以我拿了我的茶具什么，牙具什么的，就把我送到这个当时钓鱼台警卫连的连部去了。送那去以后，在一个房间里有两个战士看守我了，当时也很，哎呀，成了阶下囚了，

这大概是，我是67 年1月9号隔离，大概是1月24号几号到了秦城监狱，那是晚上，换那里去了。那去了都是一边一个战士送到那里去了。那不知什么地方，去了以后登记，什么这个什么东西，破的衣服，换上囚服了，换上黑衣服。当时监狱的人说，从今天开始，你就收监了，你是，你代号是6820，

解说：阎长贵在监狱中度过了将近8年，出狱后又在农场劳动5年。1975年阎长贵终于得到了一纸结论，指出他的罪名是“妄图用假材料陷害中央负责同志”。1979年9月，阎长贵的问题得到了彻底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