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的发生，距今已有90个年头。当年的风云人物已然逝去，文物部分保留下来，部分遭到湮灭。所谓历史，更多的是历史学话语，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阐释者。五四前后，都曾有过关于东西新旧文化孰优孰劣的激烈论争，“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中国文化本位”与“全盘西化”之争，本质上也都是其中的一部分。传统主义者极力鼓吹东方精神优越论。康有为上书总统总理，公然主张“以孔子为大教，编入宪法，复祀孔子之拜跪明令”。杜亚泉称儒家思想是中国的“国基”，输入西洋学说是“精神界之破产”。辜鸿铭也大肆鼓吹自二千五百年来君道臣节名教纲常之固有文明，作《中国人之精神》。袁世凯就打着“特殊国情”的招牌，恢复尊孔读经。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中鼓吹“礼”，不惜美化儒家文化，都因为它有助于政治“大一统”的形成。清代以降，海禁大开。“洋务派”主张“中体西用”，虽面向西方而多有保留；至辛亥——五四人物，才真正是一代气魄宏大的世界主义者。鲁迅说的“拿来主义”，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口号。他们主张学习西方，不是不知道西方的制度、理论学说有不完善的地方，正如不是不知道旧文化中也含有一些合理的成分一样；然而他们不得不走极端，在非常时期采取非常策略。比如，陈独秀承认孔子学说属“名产”，有其“精华”，但是不能不指出问题的实质在于它只适应于宗法社会封建时代而不适应于现代社会，所以，不能不赞同乃至鼓吹“打倒孔家店”的破坏性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