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金牌的资料，寄给各大博物馆和文物站已经有一周多的时间了。在这段时间里，刘振春和张国林对金牌有没有可能是成吉思汗的随身物品，展开了多次争论。

刘振春觉得判断索伦地区是否有可能发现元朝的物品，主要取决于这个地区在元朝时期是否有频繁的人类活动。

明朝时候，整个乌兰浩特地区作为关外一直处于人少地荒的状态，然而在元朝初年，情况则决然不同。

公元1201年秋，在哈拉哈河上游，孛儿只斤.铁木真取得了历史上有名的阔亦田战役的胜利。这次战役标志着东部蒙古已被铁木真征服。此时的铁木真，非常想拥有物产更为丰富的科尔沁草原。

巴尔虎草原与科尔沁草原的直线距离虽然不远，但中间却被海拔1461米的大兴安岭主峰隔断。要想从巴尔虎草原到科尔沁草原，就必须多绕行数百公里。

就在那年冬天，铁木真得到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有人在哈拉哈河上游发现了一条天然通道，这条道路与洮儿河相连，可以在一天之内骑马到达南方的科尔沁草原

广大的科尔沁草原，是当年蒙古强大的克烈部落主要活动的地方。史书记载宋嘉泰三年也就是公元1203年，铁木真调派大批军队秘密穿越大兴安岭，将克烈部落主要军队团团包围，激战三天三夜，克烈部落首领王罕父子败逃，先后被杀。从此铁木真牢牢掌握了科尔沁草原和鄂尔多斯草原的东北部地区，为日后征服整个蒙古大草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刘振春叙说的这段历史，得到了专门研究元代历史的权威专家叶新民的认同。

到目前为止刘振春与张国林只是准确掌握了金牌的铸造成分，但是对金牌上神秘文字的了解仍然一无所知。正当他们在为金牌所属的历史时期争论不休的时候，李献功在家看到了吉林电视台播出的一档《寻宝》节目。

看完这档节目后，李献功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认为这块金牌有可能远远不止刘振春和张国林开出两万元钱的价值，他想找更有权威的文物专家，对金牌做进一步的鉴定。

约定两周的时间很快就到了，各地博物馆和文物站仍然没有传来有关金牌的消息。刘振春与张国林想马上收购李献功的金牌，但又担心金牌来历不明，盲目收购会触犯国家法律。

奇怪的 “张字九十六号”不断出现在刘振春和张国林的眼前，在一个又一个，让人迷惑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之前，他们谁也不敢放心大胆地收购这块金牌。最后经过两人痛苦的商议，他们决定放弃这次收购。

两周后的一个中午，李献功来到刘振春家，由于双方都不愿达成交易，这次金牌收购一事，不欢而散。

看到李献功渐渐走远的背影，刘振春心里突然升起一种莫名的感觉，他似乎感到，自己正与一次重大的历史发现失之交臂。

离开刘振春家后，李献功打算去趟吉林，让《寻宝》节目的专家帮他鉴定一下这块神秘的金牌。然而，怀里揣着金牌的李献功如今已是负债累累，别说是出远门，就是从索伦到乌兰浩特的路费也很难凑齐。这时他想到了在乌兰浩特工作的他一个堂弟。

李奎功，兴安报社记者，那天他正在单位写一篇报道，李献功来到办公室找到了他。

借到钱后的李献功，独自一人登上了开往吉林的火车。

来到吉林，李献功找到了一位同村来吉林打工的朋友后，就立刻赶往吉林电视台《寻宝》节目的鉴定现场，在人群中他看到了经常出现在电视里的那位白头发的专家。

在李献功看来，吉林电视台的两位专家已经是相当权威的人了。这块金牌连他们都无法鉴定，恐怕真的就没有人能够鉴定出来了。也许这块金牌根本就没有什么历史价值，它不过就是一块纯度不高的劣质金牌而已。没有得到任何鉴定结果的李献功，只能坐车返回乌兰浩特。

吉林之行，李献功不但没有找到让金牌价值得到提升的理由，反而搭进了几百元的路费，本来已是生活拮据的他，陷入了更加困难的境地。为了能将金牌尽快换成现金，李献功再次委托朋友帮他寻找买家。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他告知了朋友们，这块牌子是一块金牌。如果找不到好的买家，就打听一下把牌子熔化掉，单卖黄金看能值多少钱。

自从李献功走后，刘振春并没有放弃对金牌线索的进一步寻找。几周后，各地博物馆和文物站相继传来消息，都说没有类似的文物被盗。

这样的结果让刘振春不得不重新考虑他当初作出的判断。

刘振春突然意识到，自己犯下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考古人员在给出土文物进行编号时，只会使用毫无腐蚀性的天然颜料，在文物不起眼的底部或侧面做上标记。而金牌上的“张字九十六号”分明是用利器，一笔一画刻在黄金表面上的。任何一个文物工作人员是绝对不会在如此珍贵的黄金物品表面破坏性地做上标记。

刘振春十分懊悔自己当初轻易做出的判断。他从电脑里调出那天给金牌拍的高清晰度数码照片，将“张字九十六号”的笔迹与那些神秘的文字放大，进行对比。他惊奇地发现，虽然两种文字在雕刻的精细程度上有明显区别，但是在两者雕刻方法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点！

这两种文字的每一笔都是用若干个小的笔触组合而成的。如此相似的笔触和雕刻方法难道仅仅是偶然或者是巧合吗？如果要不是巧合呢？那么答案只有一个，刻写“张字九十六号”与刻写神秘文字的，极有可能是同一个人，那个人应该就是800年前一位姓张的雕刻工匠。

虽然刘振春的推断有事实依据，并且合乎逻辑，但是最初影响他做出第一种错误判断的并不是字体，而是那个简写的“号”字，如果刻写两种文字的是同一个人，那么如何解释这个简体的“号”字呢？刘振春再次陷入了迷惑。

之后的几天，各个博物馆和文物站陆陆续续传来了更加详细的信息。虽然他们还无法对金牌上神秘文字的内容做出翻译，但让人激动的是，各博物馆把这块金牌的历史年代都大体一致地定在了元朝初期。刘振春感到这块金牌距离成吉思汗的那个年代越来越近了。

2001年3月25日，刘振春得到了一条非常有价值的线索。在上海某博物馆工作的一位朋友打来电话说，牌子上的文字是元朝初期只在朝廷内部通行的一种官方文字，他的使用范围和使用时间都极其有限。正是因为它的少见与稀有，能认识和翻译它的人很难寻找。这位朋友在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后，找到了这种神秘的文字的名字，它叫做 “八思巴文”。

刘振春听到“八思巴文”几个字时，并没有觉得十分陌生。他感觉自己曾经听说过这个名字。刘振春努力地在记忆中搜索，突然他想到了一个人。

江川，原内蒙古乌兰浩特市文联副主席，退休后开始专心研究元代历史，曾经对古老的八思巴文有过一段时间的学习。

刘振春觉得这块金牌似乎和自己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万万没有想到，转了这么一个大圈后，能够揭开金牌上秘密的人竟然就在自己身边。

就在金牌的秘密渐渐浮出水面的时候，让刘振春意想不到是，李献功正在做着一件对金牌毁灭性的事情。

因为这次李献功提前告诉了朋友们金牌的事情，很快就有人帮他找到了买家。愿意收购金牌的是位于乌兰浩特闹市区一家不大的金银首饰加工店，店主答应以黄金的市面价格收购整块金牌，但条件是，必须在总价上扣除一千元钱作为熔化金牌与提取纯金的加工费。

朋友帮李献功算了一笔账：这块金牌总重470克，黄金含量占48％，也就是含有225.6克的纯金。当时黄金的市面价是每克80元人民币，在扣除1000元的加工费后，还能拿到17000多元钱，听到了这个数字，李献功开始动了心，因为这个价格比刘振春和张国林开出的12000元价格整整高出了5000元，这笔钱可以让他还上大部分的外债了。想到这里李献功爽快地答应了条件。

就在李献功答应与金店老板交易的时候，刘振春正在紧张地联系学过八思巴文的原文联副主席江川。因为刘振春手上有金牌的拓片和数码照片，所以他并不急于马上联系李献功。他觉得李献功关心的不是金牌的历史，在搞清楚金牌上文字的内容之前，没有必要和李献功联系 。可此时他的这种想法，极有可能酿成一场无法挽回的大错。

第二天，李献功如约来到联系好的金店。金店老板将金牌放到天平上称重，和银行鉴定的结果一样470克。接下来就是检验黄金的纯度。检验黄金的仪器十分昂贵，这家小型的金店不可能买得起。老板告诉李献功，他们有一种更为简便的方法：他会从金牌上剪下一小条，再将金条放入硝酸中反应，反应完全停止时剩下的部分就是纯金，如果他同意，老板就准备用这种方法检测金牌。李献功虽然说不出什么反对的理由，但在心里还是有种奇怪的感觉。他犹豫再三最后还是同意金店老板的提议。

就在李献功和金店老板再次从金牌上剪下一条黄金的时候。李献功的朋友来到了刘振春家，正好那天张国林也在。说明来意后，刘振春和张国林的脸被吓得煞白。

刘振春和张国林马上带上李献功的朋友开车赶往那家金店，可当他们赶到时，老板和李献功已经不知去向。刘振春和张国林一时不只如何是好，他们盲目地开着车，在乌兰浩特的大街小巷四处寻找。

李献功和金店老板带着从金牌上再次剪下的一条黄金，来到位于市区某中学的化学实验室。说明来意后，金店老板建议化学老师用浓硝酸提纯黄金。考虑到金牌中含有大量的银元素，硝酸能够充分地与银元素反应，化学老师同意这种方案。

试验由化学老师亲自主持，他在天平上称出被剪下金条的重量，然后将金条放在加入浓硝酸的试管里。试管里发生的现象和在金店里做的试验一样，没有发生明显的反应，化学老师找来酒精灯给硝酸加热，很快硝酸与金属的反应加快了。几分钟之后反应完全停止。

这时金店老板告诉化学老师，黄金里面可能有其他的杂质，建议滴几滴盐酸再次反应一下。

化学老师考虑了一会，却告诉他们这种做法是行不通的，原因是：黄金虽然不能溶解于高浓度的盐酸、硝酸和硫酸，但是可溶于盐酸和硝酸按3:1的比例配制成的王水中，某些为牟取暴利的金店，会经常使用浓度较低的王水为顾客清洗黄金，然后用大量的金属锌从与反映后的王水中提取纯金。

刚才金店老板建议，在反应剩下的溶液里加上盐酸，这样做会让少量的盐酸与剩下的硝酸混合变成浓度较低的王水溶液。本以为能蒙混过关的金店老板此时一脸羞愧。

化学老师取出剩下的金条洗净后，在天平上再次称量，重量正好是原来的48％，这说明银行的检验是完全准确的。

离开中学后，李献功和老板回到金店准备交易。这时焦急寻找李献功的刘振春张国林也来到了金店。当刘振春看到李献功手拿着的那块金牌时，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由于金店老板失信在先，接下来的交易很快被刘振春终止。

离开金店后刘振春、张国林、李献功一行人，开车直奔乌兰浩特汗山脚下的原文联副主席江川家而去。

原乌兰浩特文联副主席江川：“有一天 一个姓李的和姓刘的同志到北山公园蒙古秘史收藏馆办公室去找我他们从怀中掏出一块金属牌让我鉴定牌上的文字是属于什么文字有什么价值没有 我看了之后根据我多年接触蒙古历史方面的资料断定它是元代的忽必烈年代的八思巴文。”

八思巴究竟是什么意思？江川所说的八思巴文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字呢？

其实八思巴是一个人的名字，他的全名叫八思巴·洛追坚赞，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位祖师，元代著名的宗教领袖、政治家和学者。”八思巴”在藏语里就是圣者的意思。

八思巴文是忽必烈让八思巴创制的一种特殊文字，它是元朝官方内部文字，自1269年起，八思巴字在整个元朝版图内供官方使用。作为官方文字八思巴字通行110多年，一直用到北元时期，随着元朝的覆灭逐渐被废弃。

就在众人围住江川想进一步了解金牌时，江川一字一句地读出了金牌上面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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