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6月，在沉默了60多年后，88岁的韦绍兰勇敢地站出来，承认了自己是侵华日军在广西桂林强征妇女充当“慰安妇”事实的受害者，她被日本兵强暴后生下的儿子罗善学今年已经62岁，是中国也是世界上迄今为止第一个被公开的“慰安妇”生下的日本兵后代。

和一岁的女儿一起被抓

广西荔浦县新坪镇政府韦主任介绍，1944年冬的一天，日本鬼子对广西荔浦县新坪镇桂东村小古告屯实施扫荡，由于丈夫常年在外做工，25岁的少妇韦绍兰慌乱中独自背着刚满周岁的女儿，随着乡亲们向村北面的牛尾冲山上跑去，听着山下日本鬼子零星的枪声，钻进了山上的溶洞的韦绍兰和同村人暂时躲过了一场劫难，乡亲们都松了一口气，但是灾难并没有过去，几天后，摸清了规律的日本兵直接上山扫荡，他们知道村民都躲在山洞里。

“那个洞子里只有我和女儿，我听见山洞外面大概30米的地方有人喊‘鬼子来了！鬼子来了!’我躲在里面不敢动，后来没有声音了我就想出去看看，刚好遇上了从山上冲下来的鬼子。”63年前的痛苦经历，刻在韦绍兰老人的记忆里，字字带血。

“那是收晚稻的时节(大概农历十月)，我穿着夹衣，日本兵抓住我，用刺刀挑开了我肩上背孩子用的带子，将我拖到公路上。那儿有一辆卡车，车上已经有四五个女人了，我不认识她们。车开了一段时间之后又有两个女人被抓上来。”被抓后韦绍兰和其他妇女一起，被卡车拉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后来证实，那是大概70-80里之外的一个日军据点。韦绍兰被关进一间狭小的泥土砖房里，门外有日本兵看守，每日三餐有人送到房间里，洗澡上厕所都有人看着。

“他拿着刺刀逼我跟他睡，说不听话就杀了我！我那时候特别害怕，还不敢哭，直到日本人离开房间，才敢哭出来。”韦绍兰记得第一个进来的日本人，嘴上有一撮胡须，穿着黄色的衣服。帽子上的五角星是黄的，领口上有两个领章。

不堪回首的三个月

“我矮(当时大概150cm)，穿那衣服到这儿(老人比划着大腿)，像裙子一样。”韦绍兰回忆说，日本人不让她穿自己的衣服，给了她一件和服，有时候还让她穿他们的黄色军装上衣，日本人要发泄时，就做一个脱衣的手势，她一般一天要接受五六次强暴。有的日本人二十多岁，有的已经五十多岁，有的是布帽子，有的戴钢盔。他们大多数用安全套，发泄完兽性后，套套就扔在地上，到时候一起拿出去烧，但有的人不肯用安全套，韦绍兰也无力抗拒……

当时与韦绍兰一起被抓做“慰安妇”的共有五六个人，有的不听鬼子摆布，就会遭到皮鞭毒打，韦绍兰回忆说，低矮的泥砖房有大有小，大房间摆着三张床，小一点的摆着两张床。她和所有慰安妇一样，每天会有一个女人给她送饭送水，洗澡上厕所也是这个女人看着她。“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日本人，她说的话我听不懂。”

一开始，日本鬼子对韦绍兰看得很紧，但由于她身材娇小，性格又软弱，因而博得了一个鬼子军官的欢心，“进去20多天后，我被安排到另外一个房间，只伺候那个军官。他还是比较和善的，有时候也会保护我，有时候也给我的女儿糖吃，看守也不那么严了。不过他没有给过我东西，钱也没有。”也正是因为得到了鬼子的信任，韦绍兰后来才有了逃跑的机会。

可以自由地上厕所、洗衣服的韦绍兰留了个心眼，偷偷观察着地形，寻找逃跑的机会。大概被抓三个月后的一天黎明，韦绍兰壮着胆子，背着女儿，偷偷地溜出日军据点。“过了炮楼之后我先找了个地方躲着，等天亮了才敢出来往家跑。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韦绍兰说，由于她是被汽车拉到那个地方去的，一拉去就被关起来了，从没外出过，也没和人交谈过，所以虽然在那里住了3个月，也不知那里是什么地方。

“我只记得我家在太阳出来的那个方向，那天早上我遇到一个出来打草的女的，我就问她新坪怎么走，她告诉我了。走了半天我还是走错了，后来又问了一个放牛的娃娃。晚上的时候有个好心的人家让我住了一夜，给我煮了些红薯稀饭吃。我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天快黑的时候了。”

据韦绍兰的家人回忆，韦绍兰回到家的时候是春节前十天左右，距她被抓走已近三个月了。劫后余生的韦绍兰和丈夫抱头痛哭，此时，韦的丈夫罗讵贤对妻子的归来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他很痛苦，但他说他不怪我，因为我是被抓去的，不是自己跑去的，回来了就好。”韦绍兰回忆当时丈夫的态度时说。

虽然已经安全地回到了家，但不久，一直生病的女儿夭折了。

生下日本人的儿子

被日本鬼子抓去两个多月后，韦绍兰一直不来例假，此时她已意识到，自己很可能怀上了日本鬼子的孩子。又过去了几个月，逃回家的韦绍兰生下了一个男孩，取名罗善学。“当时也有人说不要这个孩子算了，可是毕竟是自己的骨肉啊。而且我前面的两个孩子都已经死了(韦的第一个孩子是儿子，已经夭折)，又被日本人欺负了那么长时间，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生育能力，所以我还是决定把他生下来，也总是一条命啊。”

罗善学出生后，老实厚道的丈夫并没有嫌弃他们母子。

“老人跑回来后，身体就坏了，是老人的婆婆给她吃草药，才慢慢好了起来，五年后才又生了一个女儿，此后隔了好几年又生下了一个女儿和儿子。”罗善学的妹夫武文斌告诉记者，如今除了韦绍兰、罗善学母子一起住外，两个女儿出嫁后也在本村住，而小儿子现在荔浦县城做工。

广西荔浦县新坪镇政府韦主任告诉记者，由于罗善学是日本人的儿子，从小到大饱受歧视。而养父罗讵贤也在有了自己的亲生子女之后开始对这个“日本儿子” 区别对待。据罗善学的妹妹回忆，小的时候家里穷，做的饭都要掺杂粮，父亲总是把掺了杂粮的给哥哥吃，而她和弟弟则吃细粮。父亲上街买了东西也都只有弟弟妹妹的份，罗善学只能看着。罗善学只上了两年学，而他的弟弟和妹妹，则分别上到高小毕业和初中毕业。

罗善学还在三四岁的时候，村上的人见了他都说他是“日本仔”、“小日本”，小孩子都不愿意跟他玩。小时候，罗善学去田里放鸭子，从来都是一个人独行。如果碰到其他的伙伴也在放鸭子，他就必须绕道，或者换地方放。“只要他们看到我就会笑我骂我。”罗善学回忆说：刚开始他也会因此和小伙伴争吵和打架，但时间久了他也就习惯了。

每一次在外面争吵回家，罗善学都会去责问母亲，想从母亲嘴里得到答案，可每一次得到的都是沉默的眼泪。“妈妈只会和我说，你快些长大吧，去当兵，给妈妈报仇！”长期遭受歧视和被同龄人欺负，罗善学的性格渐渐变得内向、孤僻、易怒，直到现在，他依然不敢接近人多的地方，见到生人会紧张和害怕。

终身未娶的“日本仔”

罗善学在孤独中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到了婚娶的年龄，由于他的特殊出身，村里没有一个姑娘愿意嫁给他。

改革开放后，当地人消除了对他的歧视，可罗善学的年龄早已错过了谈婚论嫁的大好时光，为寻得一线求婚的希望，他甚至改写了自己的出生年月，于是，他现在的户口本上的出生年月变成了1957年。

“他不是1957年生的是肯定的，罗善学有个妹妹，户口本上写的是生于1950年。”“他怎么会是1957年生的呢？你看他像是五十岁的人吗？”……当年和罗善学一起长大的同村人这么说。

如今，62岁的罗善学一直没有结过婚。

“现在户口已经改过来了，他是1945年生人，但他现在已经六十多岁的人了，还娶什么媳妇啊！”罗善学的妹夫武文斌告诉记者，经历了多年的磨难，罗的性格已变得孤僻而古怪。“他不喜欢说话，也就跟我们家还有点来往，偶尔会过来看电视什么的。他不会打牌也不喝酒也不和别人说话，有外人来了会给倒茶敬烟让座，也很热情。我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他招呼别人的时候总是不自觉的有鞠躬的样子。我们这边的人接待别人的时候都没有这样表示的，就他特别。”

在武文斌看来，罗善学一直没有娶妻的原因很复杂，但罗善学古怪的性格是最主要原因。“他自己性格不太好，就没有人看上他，老人(指罗的养父罗讵贤)也不热心给他张罗，就拖了下来。“我觉得可能是他小时候就有阴影了，自卑，就不愿意和人交往，当然就变得更孤僻了。”武文斌告诉记者，如今罗善学60年来没有出过村子，几乎不会说普通话，在村里没人愿意和他聊天。

由于养父的缘故，罗善学从小跟弟弟妹妹就不亲，有时候还会打骂弟妹。罗善学的妹妹说：“我觉得其实他心里对我们还是很友善的，也许因为父亲对他不是很好，有时候也会发发脾气拿我们出出气。”现在罗善学和妹妹一家相处得很好，平日里有了好吃的也相互招呼着一起吃，互相帮助着干农活。“等两个老人都老了，我们还是得负担他的生活。”武文斌表示。

如今，韦绍兰和有着日本血统的光棍儿子罗善学生活在一起，老人身体还算健康，但生活依然十分贫困，家里没有什么电器，最贵重的也就是去年一个南京老板送的电风扇，一年到头没有几件像样的衣裳，家里有几只母鸡，鸡蛋都是卖了换取生活用品。院子四周种着一些青菜，将家里的两亩水田租给别人种后，每年两人靠 600斤的口粮和亲戚的接济维持最基本的生活。

“原先老人还上山挖些草药卖，现在老人身体不好了，我们不让她去了！”武文斌告诉记者，如今上海慰安妇研究中心每个月给老人两百块钱的生活费，通过媒体的报道，有几个好心人也将几百元的捐款汇给老人，这些钱，老人都舍不得花，一想起往事，就流眼泪。

武文斌告诉记者，在和罗善学聊天的时候，罗曾经表示也想找到自己的亲生父亲，可是条件不允许，而且韦绍兰也无法确定到底谁才是孩子的父亲。

“我就因为是日本崽，连老婆都讨不到。我这辈子就全完蛋啦！全完蛋啦！全完蛋啦！”采访期间，罗善学突然变得歇斯底里，扑到地上号啕大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