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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时报近日刊登了一篇题为《农村为之“蓄洪”：城市不应吃免费餐，该向农民赔偿》的署名文章，作者为香港时事评论员，全文如下：

水灾又来了！中国安徽及江苏两省所在的淮河流域，正处于五十多年来最严重的水灾，淮河洪峰不仅越过堤坝，淹没农田村庄，也令中国第四大淡水湖“洪泽湖”危在旦夕，当局要炸堤分洪或主动排洪，将洪水引向部分指定的“蓄洪区”。在这个排洪泄洪的过程中，不仅到处都有政府运用权力的痕迹，更折射了农民及农村所受到的不公平对待。

如果一切顺利，堤坝又固若金汤，洪水应会沿着江河流入大海。但是，如果洪水的水流量过大，就有漫过围堤的危险，这时候，地方政府就要派人加固堤坝，同时要想办法排洪。当中，政府要决定保护哪些地区，以及放弃哪些地方。问题是，政府官员以甚么标准作出弃保的决定呢？

众所周知，每次水灾，当局都会出动大批解放军，赶赴形势危急的地区加固堤坝，而这些堤坝无一例外都是用来保护大城市、工业重镇，以及所谓国家重要财产所在地。换言之，千方百计减少财物损失，是当局决定弃保的其中一个重要标准。

为了保护这些重点地区，当局有时还要在上游地区炸堤泄洪，让洪水涌入广阔的农田，又或开放水闸，把洪水引入预先指定的蓄洪区。这些“蓄洪区”，位于大江大河的沿岸低洼地带，原意是要在河流无法承受过量洪水时，作为分洪之用，舒缓江河的压力。这种蓄洪区本来不应有居民居住、耕作，但在人口压力下，很多“蓄洪区”早已变成肥沃的农田，并吸引愈来愈多居民。政府也默认这种失效的土地规划，并在这些地区设置乡镇政府。

于是乎，那些地区的农民，仿佛注定要承受水灾的一切苦难，甚至一些并非蓄洪区的农村地区，也因为要保护“国家重要财产”而被列作“临时蓄洪区”。在这个决策过程中，农民根本无权说不，他们的生命财产往往被置于最末的位置。

事实上，只要把所谓“国家利益”作为决策的最高原则，那么，农村及农民自然要为洪灾作出牺牲，而城市则受到重点保护。这种思维贯穿了中共执政的五十多年，从建国初期的全力发展重工业，到后来的城乡二元化，都是要农民为“国家利益”付出惨重代价。正所谓“有事钟无艳，无事夏迎春”，这个世界那有这等好事，发展的代价全由农村和农民来承受，而发展的成果就由城市居民来摘取？！

更甚者，洪灾过后，城市等国家重要财产当然安然无恙，但广大的农村地区却受到洪水蹂躏，农民蒙受巨大的人命及经济损失，城市居民不仅不会农民们说一声感激话，还设立种种机制，阻止失地敛收的农民涌入城市。今天，全国各大城市歧视农民工的政策多如牛毛，对农民工的种种剥削也是不胜枚举，就是这种思维的反映。因此，对农民的岐视，已经形成制度。

在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绝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即使万不得已要炸堤分洪，如何减少农民的损失应该是政府决策的重要考量，而且事后必须作出应有的赔偿。

政府的决策应该一视同仁，甚至应该藉着税收等手段，在重新分配社会资源时照顾弱势社群，让每个公民都可以分享发展的成果，安居乐业。今天，国家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了，还要农村和农民承受一切代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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