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今年距离卢沟桥事变已经过去整整七十周年，尽管战争早已尘埃落定，但一个民族八年的风尘与血泪，从过去到未来，注定将被反复地记忆，反思和探索，因为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一次战争像卢沟桥事变那样深刻而久远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命运，翻开过如此宏观而又悲壮的历史场景。今天再度撩开重雾深锁的历史，我们的视角将是70年前北平和上海两个城市当中正试图以文化改变国运，却被战争的烽烟强行纂改了自己命运的一代中国知识分子。

（二）北平沦陷。北平文化界仓促地踏上了内迁之路。沦陷的北平城中。前清遗老陈三立彻夜忧愤国事，后拒药绝食而亡。陈寅恪埋葬了父亲陈三立之后为躲避日伪胁迫匆忙离开北平的，由此陈寅恪失去眼疾治疗的最好时间，八年后双目失明。留守北平周作人的投敌附逆，给人们留下了诸多的猜测和疑问。抗战胜利后周作人度过了三年半的监狱生涯。

（三）卢沟桥事变之前，日本突然将驻扎汉口的陆战部队调入上海，浏河至吴淞之间日军派遣了十余艘的战舰封锁海面，种种迹象显示，继北平之后下一个遭受攻击的城市就是上海。

（四）三个月的淞沪抗战结束，国民党军队西撤，上海租界外围地区尽数落入日军之手，因为当时日本尚未向英、美、法诸国宣战，所以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宣布中立。

（五）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南迁长沙，成立临时大学。1938年南京沦陷后，武汉告急，临时大学又西迁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长沙临时大学迁滇时分如下三条路线:一条是经广州、香港乘船到安南(越南)海防市，再坐火车到昆明；临大于1938 年2月中旬开始搬迁时，学校决定派陈岱孙教授去桂林向广西当局说明不迁广西的原因，于是出现了另一条赴滇路线。当时与陈岱孙教授同行的有朱自清、冯友兰、钱穆、汤用彤、贺麟等十多人，由朱自清任团长。他们由长沙乘汽车经桂林、柳州到南宁，出镇南关(今友谊关)经越南河内，再沿滇越铁路前往昆明；最艰巨的迁滇路线，莫过于徒步经湘西、贵州前往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团”了。走这条路线的师生共336人，其中教师有闻一多、黄钰先、袁复礼、李继侗、曾昭抡、吴征镒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