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黄海波
嘉宾：卢卡尔、程介南、黄煜

汉史纪：武帝雅向儒术，以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二人荐其师申公。上使使奉安车蒲轮、束帛加璧以迎之。既至，以为太中大夫，舍鲁邸。上问以治道，对曰：“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

为政不在多言，自此成为中国政治的“传统智慧”。许多从政者以此为座右铭。譬如清朝越慎畛从政40年，廉洁自律，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在升任桂林知州正印官时，为正己身，亲自撰写警联自诫：“为政不在多言，须息息从省身克己而出；当官务持大体，思事事皆民生国计所关。”

如今在内地，“为政不在多言贵在实干”依然是评价从政者良莠之准则。但是，香港媒体对此则有异议。

最近，香港举办了二场行政长官选举论坛，反响巨大。香港《信报财经新闻》16日发表社评指出，香港特首论坛　对中国政治文化意义重大。

重大于何处？社评指出，中国政治的“传统智能”是为政不在多言，当政者不应夸夸其谈，“吹水”而干不了实事，只是一名空头政客。过去殖民地政府派来香港的都是职业公务员，文官传统令他们木讷寡言，高高在上，而当年的殖民地高官，也根本毋须与群众对话，行政立法两局议员则大多是社会精英，他们都不是经选举进入议会，也自然不用回答选民的质询。可以说，在过去一段长时间，香港社会把治才和辩才分得一清二楚，治才为主，即使不懂和群众沟通也不成问题，反正当权者根本就不会接触群众。

社评表示，自从香港推行代议政制之后，政治文化已渐生变化，靠辩才出众而晋身政坛者大不乏人，但他们只能循选举晋身议会，负责管治的官员仍然标榜实干、不作空谈，辩才仍然不是从政的主要条件。

到了1992年，彭定康（Christopher Patten）当上港督，把英国政客的能言善道“介绍”来港，令香港人开始明白，治才和辩才其实可以合二为一，而且好辩、善辩往往可以打动人心，潜移默化，令群众对政府施政有更大认同。现在大家经常脱口而出的公平、公开、公正的“口头禅”，就是彭定康推销他的政改方案时经常使用的“形容词”，至今已是人人接受的政治术语。

社评称，本届特首选举破天荒举行了二场公开论坛，更进一步把现代政治的元素植根香港，包括透过电视转播的答问论坛（其实是候选人辩论）、市民参与向特首候选人直接提问、“落区”亲身接触群众等等。

试想，日后有意问鼎行政长官职位的人如果仍然回避跟对手公开面对面辩论，或者认为治港只需埋头苦干，不应崇尚“空谈”，这种人选，相信很难再得到群众的认同和支持。

社评说，现代民主的另一精神，是容忍反对派，到了选举来临，执政和在野的候选人更可以在平等的环境下竞争，公开辩论就是其中一种最平等的方式。中国的政治传统向来不容在朝在野的公平辩论，在体制外的异见分子只能上书议论朝政，体制内的谏官则只能私下向皇帝晋言，一切都不能够公开进行。

香港能够举办二场特首竞选论坛，并且经由电视向全港市民播放，反对派可以合法地得到公开、直接、和平地与执政者辩论的机会，对中国的政治文化有重大意义。

社评指出，论坛当天的民调显示，虽然被访市民对曾荫权和梁家杰的电视辩论评分相若，但要投票的话，曾荫权得到的支持仍然大幅领先梁家杰，这种现象，是否反映出公开辩论不会对选情造成影响？美国的总统电视辩论，曾经数次改写选举结果，本来处于劣势或寂寂无名的挑战者也可以在一次辩论之后后来居上，关键在于美国选民手上有票。

但香港的特首选举目前取决于在八百人选委会，辩论无法影响选情，其结果自然无法影响选民的意向。但我们相信，如果香港实行普选，公开的电视辩论肯定会左右选举结果；换句话说，日后有兴趣角逐行政长官的有心人，必须具备应付这种公开辩论的能力，否则他可能连当候选人的资格也没有。

照这么说，“为政不在多言”已经不合时宜，不适合现代政治文化了？你赞同这样的观点吗？